在此背景下，日本更需建构并维护良好的全球经济秩序与环境，尤其要推进后疫情时代健康良性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合作，摒弃人为“筑墙”“脱钩”“拉圈”之举，积极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本国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创造条件。

 

宏观经济复苏迟缓

 

尽管出现一些复苏迹象，但日本经济恢复乏力。2022年6月7日，世界银行发布最新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2年日本经济增长率预期下调为1.7%，较1月份的预测下降1.2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6%），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9%）。根据内阁府的统计，从2021年一季度至2022年一季度的五个季度，日本实际GDP增长率换算年率分别为-1.3%、2.1%、-2.9%、3.8%、-1.0%，呈现正负交替的状态，难以维持两个季度以上的连续正增长，说明日本经济还没有进入稳定的复苏轨道。一直到2022年一季度，日本实际GDP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即2019年四季度的水平，而美国和欧元区已在2021年二、三季度达到疫情前水平。日本经济复苏速度明显迟缓，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则使日本未来经济走势更加不明朗。

 

从内需来看，今年以来，受新一轮疫情感染人数急升及俄乌冲突等影响，日本个人消费低迷，特别是旅游、交通、餐饮、住宿和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严重打击，季度环比增长率降为零；企业设备投资虽有一定增长，但增长率也仅为0.5%，不足以将整体经济带出负增长状态。

 

从外需来看，据日本财务省发布的贸易统计，截至2022年4月份，日本对外商品贸易收支连续9个月逆差，这主要是由能源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进口商品贸易额所致。2022年1月份至4月份，出口平均同比增长率为14.0%，而进口增长率则高达33.2%，月均贸易逆差额为1.04万亿日元。按日本财政年度（2021年4月份至2022年3月份）计算的全年度逆差额达到5.4万亿日元，是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22年4月份，原油的进口同比增长率达到99.3%，煤炭的进口同比增长率达到198.9%。

 

生产生活面临重压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日本国内和海外零部件供应商均有停产、减产的风险，再加上运输线路减少、集装箱不足或运输迟滞等物流因素，导致半导体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采购变得困难，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形势紧张则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链动荡。零部件和原材料供给短缺的问题不仅使企业生产能力受到制约，导致产量下降，还增加企业中间投入品的购买成本和物流成本，压缩企业利润空间。据日媒报道，由于长期持续的芯片短缺等供应链混乱，大批日本国内企业陆续宣布减产或停工计划，其中一些企业的停工计划延续到6月份。

 

日元贬值和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物价上涨也给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压力。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各国央行纷纷收紧货币政策。2022年3月份以来，美联储加快紧缩步伐，而日本央行则继续维持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日美利率差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大，日元快速贬值，汇率从1美元兑115日元左右一举突破130日元。一般认为，日元贬值可以增加出口和入境游客消费，从而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是，由于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在过去几十年大幅上升，再加上疫情下商品和人员的流动都受到限制，此轮日元贬值不仅积极效应非常有限，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效应。在日元贬值的影响下，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价格的上涨造成企业采购成本上升，并通过供应链传导至各个生产环节，最终转嫁至消费品价格，挤压居民消费。同时，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紧跟美国，对俄能源出口和相关人员等进行制裁，遭到俄严厉反制。日本能源主要依靠进口，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也会体现在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成本中。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货成本增加，企业面临收益恶化的困境，设备投资的动力也会不足。对于产值中能源的中间投入占比较高的行业，如矿业、化学、自来水、废弃物处理、造纸、金属、运输、纺织等，企业受到的影响会更大。成本的上升将从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传递，中小企业和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将承压更重。

 

从居民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如果企业收益下降导致就业和收入环境恶化，家庭的购买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价格转嫁，消费品零售价格上升也会增加居民生活负担，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日用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将会造成沉重压力。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数据，4月份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2.1%。据日本主要经济类智库测算，由于日元贬值叠加能源价格上涨，日本家庭平均全年将增加6万日元的经济负担。

 

结构性问题制约增长

 

日本国内消费不振、贸易逆差以及日元贬值等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实际是深层次制约经济发展的长期痼疾的现实表现，也是日本经济实力整体走弱的趋势性反映。

 

长期以来，日本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未能使日本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却积累下巨额债务，少子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国内市场萎缩，社保支出的增加又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这导致日本财政在利率上升面前非常脆弱，利率的上调将带来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的大幅上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掣肘，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无门。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在2021年已经降至0.5%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发达国家中的较低水平且未见起色，企业设备投资动力不足带来资本存量增速减缓，再加上体现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钝化、创新能力增速趋缓以及整体经济潜力的不足。在此背景下，日本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长期止步不前，收入增长的停滞又反过来制约了国内消费和经济活力的改善。

 

日本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企业深入国际分工体系，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反应敏感，易受汇率和国际能源价格等因素影响。这种经济增长的脆弱性更凸显出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和稳定的区域供应链对其的重要性。但是，岸田政府不仅延续供应链对华部分脱钩的姿态，还进一步推进经济安保法案的实施，其中所谓的“四大支柱”，即强化日本国内供应链构筑、确保基础设施安全、推进尖端技术的官民合作研究、特定专利非公开，更是有意配合美国制衡中国。这给日本企业造成非常大的预期压力。在对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和不安感下，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无法顺利展开，资金不能流向回报更高的市场，区域供应链畅通受到阻碍，造成人为的市场资源配置扭曲，最终将反噬日本经济。

 

随着今年1月份RCEP生效和区域内各国经济在疫情下逐渐恢复，东亚供应链合作将会进一步深化，区域内经济活动也会更加活跃，这对于日本缓解现实经济困境并改善经济结构是难得的机会。因此，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良好发展环境，摆正治国理政的当前要务，尤其是重视对贸易体制的完善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建设，避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摒弃封闭性、排他性的小圈子主义，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健发展，为本国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是接下来日本政府亟需努力的方向。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