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面对灾害，我们要防止做错什么

 

面对灾害，我们要防止做错什么？李剑阁认为，第一，能力建设与保有成本之间要有权衡。实行大规模投资拉动和刺激经济的时候，投资效益的原则也决不能废弃。补短板固然是必要的，但从投资角度讲，也要有一个成本与效益的分析，要考虑投资的实际作用、建设与维护的成本负担等问题，不能因此挤占其他必要领域的支出。第二，坚持市场化改革，不走回头路。每一次灾害发生，计划经济就有回潮的苗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倾向。这次新冠肺炎发生后，舆论上又有较多关于强化公有医院、批评前期医疗改革成果的声音，否定“社会办医”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作用。这个倾向是非常危险，容易导致“财政真花钱、基层假干活”。重大灾难之后，我们应该对体制机制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完善，而不能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否则同样的问题还会出现在下一次危机事件中。第三，新基建要坚持市场导向。要考虑在现有体制下，避免与实际脱节。有些地方将某些“新基建”的项目摊派给基层，如5G基站建设。这样产生不了投资带动效果，还挤占了基层的日常开支，扭曲了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市场的关系。李剑阁认为，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建立良好的国家信誉，体制是健康的，方向是正确的，中国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这次的经济衰退。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在危机时刻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危机思维

 

赵燕菁认为，现在最亟需的，是做出一个大判断，我们面对的是正常的周期性经济波动，还是世界级的经济危机。如果是后者，我们就需要切换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体系和行动模式，在危机时刻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危机思维。危机增长最关键的是创造有效需求，所有基建最终都必须建立在需求之上。就中国目前发展阶段而言，最主要的消费品，一个是住房，一个是汽车。当年德国就是依靠这汽车和住房带来的巨大投资和消费需求，率先走出上个世纪三十年的大萧条。住房方面，可以借鉴先租后售模式（1998年房改），让收入最低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租满一定年限后补差价买下房子。这样，既可以避免对现有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还可以带动装修和家电的大型耐用消费品行业增长；汽车方面，建议全面取消摇号购车等限制措施，降低汽车购置费。同时对现有道路进行智能化改造，根据车辆对道路资源的使用情况来收费。释放汽车消费的需求，提高道路资产价值，在债务不变的条件下，达到去杠杆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需要“新”宏观调控框架和理论思维处理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调控问题

 

刘元春认为，当前需要一个新的宏观调控框架和理论思维，处理疫情影响下的经济调控问题。第一，在不同阶段，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冲击具有不同性质，政策的把控必须匹配冲击的性质。比如，在疫情全面爆发和全面管控期间，政策要配合物资调配，打好疫情阻击战；疫情好转之后，首先要通过行政推动复工复产，恢复经济循环；疫情完全控制之后，市场发挥作用，这时候，疫情带来的供给、需求损失将全面显现，出现萧条期，具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民众信息不够、局部出现供给瓶颈，因此政策上要有针对性的扩张有效需求。当前的重点是要通过行政的力量推动复工复产。第二，要根据不同阶段的任务和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精准的政策匹配。然后考虑是否应该加大逆周期调整，是否应该加大稳投资力度，或是是否应该加大“新基建”为先锋的投资扩张政策，最后才会延续到发展“新基建”该把握什么度，用什么范围，谁做主题等问题。

 

中保投资董事长任春生：治急病和治顽症方法不同

 

任春生表示，此次疫情导致人流物流资金流的中断，不同于以往经济循环和结构性恶化，治急病和治顽症方法不同，中国这几年降杠杆成效显著，情况也不同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市场。他建议当前的宏观政策，一是补缺口，保必需品、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二是在疫情可控的条件下加快复工复产，激活企业自我修复；三是加强投资，新旧基建结合，在发展“新基建”的同时，补足传统基建短板。生产和投资是保就业、拉消费的基础。任春生认为，在外部疫情控制错后、全球经济衰退、逆全球化等因素影响下，外需明显减弱，生产和投资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更加关注在实现可自我循环、自我消化的领域，二是在引领未来长期发展进可攻、退可守的基础性、依托性项目和必需品上，防止形成难以消化的过剩产能。在金融支持上，实体经济需要的资金形式是多样的，财政资金在数量和方式上都无法满足，产业投资更多地需要社会和金融资金参与，保险投资应创新投资品种和管理模式，更好对接实体经济多样性合理需求。

 

申万宏源总裁助理陈晓升：不能忽略疫情冲击的第四阶段

 

陈晓升认为，疫情的冲击有四个阶段，一是国内经济活动暂停，二是国内经济重启成本，三是全球经济活动暂停，四是经济活动在按下“暂停键”后，出现的中小企业倒闭潮，从而引发全球金融信用风险，继而导致金融危机。目前，我国主要是应对第一、二阶段的冲击，对于第三阶段，还没有过多的动作。但如果现在不就第四阶段的冲击构建应对政策框架，后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他认为货币政策只解决流动性问题，但全球政府财政资源很难拿出和2008年中国四万亿相匹配的财政支持力度来应对疫情的冲击。此外他还肯定了南京等地发放消费券的刺激消费方式。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不能将危机应对政策和改革对立或混为一谈

 

邢自强表示，不能将危机应对政策和改革对立或混为一谈。危机应对的宏观政策，讲究的是最小化副作用的同时，准、狠、快。“新基建”投资占整体基建投资的8%左右，难以成为应对疫情冲击的主要抓手。改革措施方面，几个重点城市群的土地使用改革、资源配置、以及下一阶段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提升长期生产率等都是大方向。从应对政策角度，参考全球各国目前推出的一揽子方案，总方向是纾困，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国有资源的钱（水电、租金、出行费用），为企业和个人在停摆期间的损失部分买单。我国发行特别国债，可以兼具长期投资和短期纾困，除了一小部分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外，剩余部分可用于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纾困，具体措施为退税、免租、免息、免社保缴费、发消费券。

 

上海外经贸大学教授汪其昌：放松管制，充分发挥个人企业家才能

 

汪其昌认为，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企业家才能，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干预，尤其是在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领域；要改革政府部门绩效考核内容和方式，保护公司和私人创业的积极性；此外新经济新产业呼唤新的规则体系变革，新经济新产业更多依靠消耗人的智力资源、知识和数据信息等抽象生产要素，由此需要新的与之匹配的金融、法律、行政管理、政府服务等规则体系变革。

 

清控银杏董事长罗茁：希望政府对创投行业减负松绑，减少行政干预

 

罗茁认为，创投行业受疫情的影响非常大，募资难等问题加重。他从行业的角度建议监管层重视并帮助解决募资难和流动性的问题，希望创业板注册制能尽快实施，吸引社会资本敢于投资高科技企业。同时希望政府对创投行业减负松绑，减少行政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