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以来，5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全球疫情仍在蔓延恶化。截至8月中旬，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000万例，死亡病例超75万例。年初以来的全球“战疫”，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中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新增确诊病例快速下降，疫情趋于稳定，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疫苗批量生产全面上市之前，全球疫情拐点远未到来，国际疫情仍处于较长的高峰平台期。

 

 

　　（一）全球疫情“新震中”仍在形成。3月份以来，处于疫情中心的欧洲和东亚国家，疫情防控成效明显，二季度陆续已过峰值进入平缓期，累计确诊病例与总人口的比重基本没有提高，表明新增确诊病例没有增加或增加很少。但是，3月份以来同样处于疫情中心的美国，目前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与总人口比重仍处于上升阶段，经济和社会重启后，新增确诊病例再次爬升；与此同时，拉美地区的巴西、智利、秘鲁、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南非、埃及以及南亚地区的印度等国，正在成为疫情的“新震中”，其国内累计确诊病例占总人口比重快速提高。在新老疫情中心叠加影响下，全球每增加100万确诊病例数所需时间，正在不断刷新纪录，由4月份之前的74天，缩短至5月份的11天、6月份的6天和7月底的不足4天。

 

　　（二）疫情面临第二波暴发的风险。全球“战疫”下的大封锁，使各国经济不堪重负，当前全球各国和地区陷入挽救生命和挽救经济的两难抉择中。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趋于稳定，二季度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放松封锁管制措施，加快经济重启进程，复工复产复商复学等陆续启动，行走在经济复苏和面临疫情再次暴发的“钢丝绳”上。以往疫情经验表明，由于病毒存在变异的可能性，疫情在经历一个高潮后消退，几个月后有可能卷土重来，如一个世纪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第一波疫情在1918年初席卷美国，1918年9月的第二波疫情影响程度要大得多，第三波疫情则一直持续到1920年。近期WH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也提示了经济复苏过程中疫情再次暴发的风险。因此，疫苗似乎是目前“最好的出路”，在疫苗批量上市之前，全球“战疫”持久战变得越来越难以避免。

 

　　预计全球经济呈“U”型复苏

 

　　（一）2020年衰退不可避免。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严重，“地球村”大封锁下人流、物流受限，消费、服务产出显著下降，全球贸易萎缩，全球经济出现同步深度衰退。6月份，IMF在最新的全球展望报告中指出，“2020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经济活动在封锁期间受到的冲击比预期更大，产生了更严重的‘创伤’（对供给潜力的破坏）；以及生存下来的企业加强必要的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措施，对生产率造成打击”，IMF继续下调全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将GDP增速由4月份的-3.0%下调1.9个百分点至-4.9%，并指出“疫情发展的根本不确定性是影响经济前景的主要因素，妨碍对风险平衡状况做出判断”，“预计复苏将比之前预测的更为缓慢”。世界银行在6月份的报告中也称全球经济可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美联储公布7月最新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也直言疫情将对经济造成重大压力，经济复苏或不及预期。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之所以比金融危机还要大，原因在于两者影响机制不同：疫情防控使经济活动进入“暂停性休克”状态，正像高速公路上车速由120公里/小时降至0，对经济影响是全方位的，生产和需求同时被“急冻”；而金融危机时期供给没有问题，只是需求出现急速下降，正像高速公路上车速由120公里/小时降至60公里/小时，经济活动不会出现休克，仅是减缓而已。疫情公共卫生危机是一场有别于金融危机和“大萧条”危机的新型危机，一是它不仅损害经济增长，如果疫情迟迟没有得到控制或时间过长，疫情公共卫生危机将使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危机成为可能。二是它还危及人类的生命安全，已致使全球近百万人蒙难。

 

　　但从经济发展的边际变化看，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采取和疫后经济活动的重启，疫情对全球前几大经济体影响最重的阶段正在过去。如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的最低点，中国出现在3月份，欧元区、美国则在4月份，随后数月开始回升（服务业PMI也呈同样走势），并于7月份站上或高于临界值。7月份美欧经济体PMI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表明疫情冲击下持续数月的经济活动萎缩状态正趋于好转，疫情对经济影响的最严重阶段或许正在过去。部分国家重启社会和经济活动后，消费和服务业需求有望被激活，复苏进程加快，但复苏程度取决于疫情发展，如6月中旬以来，美国疫情再次抬头，对其经济重启形成明显钳制和拖累。因此，短期内疫情始终是影响和限制经济复苏的“拦路虎”，未来经济形势依旧充满了不确定性，是行走在“钢丝绳”上的复苏。

 

　　（二）预计全球经济呈“U”型复苏。对于未来经济复苏轨迹，大致有三种判断，即“V”型、“U”型和“L”型。在确定到底是哪种形状复苏之前，有必要理解各种形状复苏的具体内涵，不要根据“V”“U”和“L”的表面形状去做出简单判断。

 

　　所谓“V”型复苏，从经济规模看，就是经历疫情短暂冲击后，GDP水平出现一个缺口，但由于随后复苏力度大，不仅把这个产出缺口补上了，还使GDP规模重新回到了疫情发生之前的趋势线上。从经济增速看，疫情发生后GDP增速大幅低于往年平均增速水平，出现一个跳空负缺口，但疫后复苏反弹有力，经济增速水平大幅超过往年平均增速水平，出现一个跳空正缺口，接下来增速又逐步恢复到往年平均增速水平。与此对应，“U”型复苏就是产出缺口永久性地消失了，经济没有恢复到趋势线上，而是低于趋势线并与原有趋势线平行发展，经济增速也只是小幅超过或回弹到往年均速水平。“L”型复苏，不仅疫情造成的产出缺口永久性消失，而且由于疫后经济增速水平低于往年均速，导致经济规模长期偏离趋势线发展。

 

　　那么这次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将出现何种形状的复苏？近期IMF、联合国、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预测结果都一致性地表明，这次复苏将大概率是“U”型。一个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速由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共同决定，在疫后失业率攀升和资本积累放缓叠加影响下，全球潜在经济增速将趋于下降，GDP规模缺口可能将永久性地失去，疫后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线将与原有趋势线平行发展，也指向全球经济呈“U”型复苏态势。

 

　　一是从劳动力要素看，疫情下服务业及就业损失惨重，恢复原态需要较长时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20）、世界贸易和旅游理事会（2019）资料，全球约38%的劳动力受雇于制造业、酒店业、旅游业、贸易和运输及其他服务行业，其中仅全球旅游业就有约3.3亿从业人员，这些行业当前正面临需求崩溃、收入大幅下降和可能破产的局面。国际劳工组织预计，仅在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范围内将有超过6.7%的工作时间（相当于1.95亿全职工人）流失，这比2008年至2009年危机期间的失业情况更严重。

 

　　二是从资本要素看，全球资本积累将明显放缓。一方面，在全球“战疫”持久战下，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断裂风险增加，企业因供需冲击破产倒闭的概率大增，这部分企业的资本开支或将永久消失。IMF在今年7月份的调研结果显示，公司破产率可能从疫情大流行之前的4%激增至12%，目前加拿大、韩国、英国和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小企业担心生存问题，或预期在未来一年内永久关闭。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萎缩悲观预期下，存活企业继续投资扩大产能进行生产的意愿也趋于下降。抗疫大封锁已显著抑制了世界主要贸易中心如中国、德国和美国的制造业产出，2020年6月末，中、德、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分别较2019年末下降3.2个、12.4个和8.3个百分点。

 

　　三是从全要素生产率看，短期难以大幅提升。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如根据美国经济咨商局数据，2018年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较2008年变化-1.2个、0.4个、-0.01个、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长期基础研究积累，难以一蹴而就，此外疫后逆全球化风险加剧，全球技术交流与转移减弱，且部分国家采取了技术封锁措施，均不利于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避免“大封锁”下的“大分裂”

 

　　疫情的影响不仅仅停留于经济增长层面，中长期影响更为深远，将波及全球金融稳定、逆全球化、全球多边合作和治理体系重构等领域。

 

　　（一）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经济与金融的双重冲击，经济风险向财政风险、金融风险转化，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增加。6月份IMF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在内）2020年至2021年经济增速预测值下调了3.6个百分点，下调幅度超过发达经济体1.8个百分点的水平。全球疫情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巨大意外冲击，使那些已经背负高额外债、依赖大宗商品和旅游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巨额财政赤字和高水平公共债务难以为继的风险，爆发债务危机的概率增加。

 

　　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偿付能力减弱，但融资需求大增，财政风险急剧提高。在债务偿付能力方面，与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比，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次疫情中的应对能力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减弱。如2016年至2019年发展中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远低于2005年至2008年6.8%的增长率；其中依赖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2016年至2019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6%，而2005年至2008年为5.7%。但在应对疫情防控下，外部融资需求方面要大得多，因为2019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和政府债务在GDP中的比重，都要高于2008年，疫情防控导致财政支出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外部筹资需求将大幅提高。收支不平衡的急速恶化，使债务危机风险再次出现。6月份IMF在《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指出，部分新兴和前沿市场经济体正面临着再融资风险，一些国家已难以进入市场融资。

 

　　（二）发达经济体“大放水”外溢效应和后遗症堪忧，为下次危机积累了弹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日等主要经济体持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但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迟滞，劳动生产率不升反降，导致这些流动性没有更多地流入实体经济，最终推升了美欧日等股市长达十余年的繁荣。为对冲疫情影响，全球再一次释放大量流动性。如果不加快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将资金引导流入实体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将再次推升资产价格，加剧已经严重的债务负担和金融脆弱性，为下一次危机累积更多的“弹药”。当前全球疫情峰值未现，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但3月底以来全球资本市场迎来大反弹，表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扭曲已空前显著。

 

　　此外，发达经济体“大放水”外溢效应显著，正不断侵蚀全球金融经济稳定的基础。当今世界经济已高度一体化，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联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央行角色，但美国只从自身对冲疫情影响考虑，制定过于宽松的政策，很可能会导致美元流动性泛滥，冲击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加剧全球金融市场风险。此外，美元贬值还会通过以下两个渠道侵蚀其他国家利益：一是稀释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负债，导致持有美元债权国家财富缩水；二是在全球贸易中，其他国家对美出口竞争优势减弱，实体经济面临冲击。

 

　　（三）导致逆全球化加速的根源性动因得到进一步强化。逆全球化之所以产生，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出现工作机会减少、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的兴起。这次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深远，可能导致逆全球化的根源进一步强化。根据IMF和世界银行预计，经济规模的恢复大概率需要2至3年的时间。期间将导致失业率攀升，工作机会减少。发展中国家因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很少或根本没有，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发达经济体因过剩流动性追逐现有金融资产而出现资产价格快速上涨，造就更大的贫富鸿沟，为逆全球化提供了更多的土壤。此外，此次全球抗疫过程中美国等国的非合作行为，以及将疫情政治化和各种“甩锅”行为，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是否需要继续推进全球化产生疑问，对全球化本身持观望和怀疑态度，可能使这些国家或地区选择退出全球化。

 

　　（四）疫情加强了弥补全球治理赤字和深化多边合作体系改革的紧迫性。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团结一致共同应对金融海啸不同，在这次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中，出现各种非合作抗疫、“甩锅”舆情战、美国加速“退群”、发动贸易战、制造大国紧张关系等现象，原有全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疫情“CT扫描”和冲击下，暴露得更为清晰和充分。疫情非但没有把各国团结在一起，反而起到了催化剂和加速器效果，加大加深了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已有“裂缝”。背后深层次的大背景，在于全球大国经济地位变迁过程中，出现全球治理赤字和发展失衡，需加速重构全球治理机制和推进多边合作体系改革，解决全球治理机制未能反映全球生产发展趋势变化和不能及时应对经济不平等加剧的问题，避免在多边关系中采用单边主义做法却享受多边机制的好处、逃避成本分担的不合理行为。为此，6月份IMF也提出“应对疫情之外，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开展合作，解决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背后的经济问题，并弥补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中的缺口”。

 

　　大变局下的中国应对之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经济或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同时疫情中长期影响深远，一方面全球疫情演进及防控措施对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疫情导致逆全球化根源性动因得到进一步强化、多边合作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已有“裂缝”可能加大加深，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韧性强劲，疫后经济稳步恢复，但作为全球第二大开放型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衰退和治理体系重构风险加剧的大环境下，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持续增强自身发展动力和活力。

 

　　（一）做好自己的事情，以不变应万变。未来很长一个时期，我国面临国内新旧动能转换期和全球治理新旧体系转换期，为有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根据唯物辩证法，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它是第一位的，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向，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它是第二位的，它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对逆全球化中的波动有充分的认识和心理准备，不抱有侥幸心理，坚持底线思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加快国内新动能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科技制高点，用硬实力说话，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二）继续加大改革开放，避免“旗帜”和意识形态竞争。二战后美苏争霸是意识形态之争，是社会制度优越之争，形成两个没有交叉的平行体系。意识形态之争不同于经济或科技领域的竞争，前者容易形成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而不仅仅是竞争关系。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国早已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合作共赢也早已被世人接受，我国应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一方面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为缓解全球收入不平等的逆全球化根源做出更大贡献，增强全球化内生力量；另一方面加强现有经贸等领域互动的基石作用，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的理解与支持，巩固和扩大朋友圈，避免陷入和破解美国制造的意识形态甚至冷战“围墙”，与各国一道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

 

　　（三）利用好现有多边“舞台”，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坚持多边主义，重建国际秩序，承担合作型大国责任。全球治理赤字的存在，导致国际乱象层出不穷，全球深受其害。我国应坚持多边主义旗帜，积极参与和推动多边体系建设，如提升联合国作用，加快联合国改革，用中国的“进”应对美国的“退”，维系全球化势头和国际秩序稳定。在能力承受范围之内向全球“赋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承担更多合作型大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