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作为经济主体对未来的判断，是投资、就业、消费等经济行为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经济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越高，市场预期、市场信心等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越大”。现代经济社会中，随着金融深化、信息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联系日益紧密，预期的敏感性、传染性、自我实现性显著增强，细微波动便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放大共振。特别是预期转弱时，投资消费意愿下降，紧缩效应容易自我循环、自我强化，治理成本成倍上升。预期关乎经济运行的方向和节奏，引导和稳定预期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预期管理是在应对经济波动和危机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和成熟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以“炉边谈话”直接传递政策决心，对政府引导预期作出探索。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联储以力度空前的货币紧缩重塑市场通胀预期、应对“滞胀”困境，德国联邦银行等央行以货币政策纪律保持价格稳定，预期管理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广泛使用前瞻性指引，进一步拓展了预期管理的操作空间。纵观发达经济体在应对重大经济危机中的政策实践，预期管理从阻断危机传导的应急手段，到重塑市场信心的重要安排，再到政策工具的持续创新，逐步跃升为现代宏观政策框架的重要支柱，在稳定市场信心、平抑经济波动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演进，预期生成和传导的底层逻辑发生深刻改变，预期变化之快、传染之强前所未有，对加强预期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过去，政策信号主要通过官方发布和新闻媒体单向传递，渠道集中、节奏可控，政府掌握着预期引导的主动权。如今信息传播呈现高频次、广覆盖、碎片化的鲜明特征，社交网络深度渗透，各类自媒体迅速兴起，信息生产和传播的门槛大幅降低。海量信息中信号与噪声混杂，正负面情绪跨市场、跨群体快速传染，经营主体容易在信息过载中产生误判。算法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容易固化特定预期、放大极化情绪，预期赖以锚定的历史经验、政策目标、心理价位等参照系不断弱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更使虚假信息、深度伪造内容快速扩散，加大了经营主体甄别信息的难度。传统上以月度、季度为单位的政策沟通节奏，已难以适应以分钟甚至秒为单位的信息传播速度，应急式、局部的预期管理方式暴露出诸多短板。

 

如何更为有效地引导和稳定预期，对全球经济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是各国共同面对的宏观经济治理难题。实践中，宏观政策沟通的效果越来越难以把控，市场反应与政策意图出现背离的情形屡见不鲜，传统治理工具的有效性明显下降。预期管理的相关理论主要形成于信息传播相对缓慢的年代，对当前信息爆炸、算法主导条件下预期如何形成、如何演化、如何引导等新问题缺乏深入认识。对我国而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治理提出了紧迫要求，内在地包含着如何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就越突出，需要我们作出不懈探索，持续深入认识预期问题并完善预期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