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带来产业空间的价值重构，而城市群和都市圈则是价值重构的基础，这需要更宽广的视野与更深层次的变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如是对记者说。

 

应该让更多的农业人口，尤其是农业类就业人口到城市去创造更大的经济动能。

 

这是刘守英对记者讲的“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性潜能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整个中国农业就业份额过高和不稳定的结构性潜能，让更多的人到城市去创造财富。“我们现在讲城乡融合也好，讲乡村振兴也好，不是让这些人去农村创造GDP，农村不是创造GDP的地方，农村也不是创造更多的经济动能的地方。”

 

刘守英认为，”十四五”期间将会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城市会向乡村延伸，形成城市延伸带。从人口流向来看，有人会说这是城市化和乡村振兴两个引擎，但仔细去想，从城到村的整个链条里，经济机会还是在城市，人往城市走还是“十四五”的主流。农村的人想着城市有机会，又想在不太远的地方改善自身的状态，基于对经济机会和生活的选择，就会往城市延伸带走。城市延伸带将是“十四五”期间整个城乡融合的主要区域和主战场，产业延伸的主要区域，也是人口居住和生活延伸的主要区域，也可能是未来乡村的人进入城市后，能够选择落脚的主要区域。而这个城市延伸带实质上就是围绕都市圈发展起来的城市群。

 

刘守英认为，都市圈和城市群是解决结构性动能的主战场。“对中国的城市化的理解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城市，我们有多少人进到城市就解决了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促进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更好地循环的主要的区域在哪？是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因为都市圈和城市群能使各个要素之间的配置和各个要素之间的流动产生更有效的循环，使各个要素之间的组合效率提高。”

 

刘守英表示，尽管相比于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面积占比都很小，却占据着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大半的物流、信息流、人流、资金流的循环节点。

 

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是，当我们打开网购的物流定位图时，经常能看到一条曲折跳跃的物流路径，从分散的都市圈外围汇集到中心，再实现都市圈与都市圈之间的物理迁徙。

 

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无论是中心城市，还是微中心城市，是城市群还是都市圈，它们都是在中国完善改革开放空间布局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形态，并且正在成为产业集群、产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

 

然而，不同于以往分散在县域经济里的简单上下游关系，也不是经开区、工业园、科技园那些大中小企业的粗暴堆积，产业集群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生产关系。

 

产业集群最大的优势是供应链优势，不仅仅是上下游产品，包括信息流、物流、人才资源等都高度聚集，使到集群内部企业成本大大降低，形成巨大的边际效应。

 

“未来的竞争是全球范围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产业集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刘守英认为，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建设战略性产业集群本身，而是通过这一举措打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堵点。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四个方面存在的堵点疏通之后，将在都市圈内实现生产要素的聚集、沉淀、升级，进而形成更完善的产业生态，并在这个生态之下实现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跃迁和提升。

 

刘守英认为，现在讲城乡融合，一定要解决城乡问题，但城乡问题核心就是解决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关系的问题。

 

“中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城乡关系，就要通过城乡融合。但城乡融合实际上是要寻找它能够使城市、县、镇、村庄之间能够有效衔接的区域，一般的地方是不具备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已经高度发展，城市跟乡村之间已经形成有效联系的区域，是解决中国整个城乡融合最有效的区域。所以说中国未来要解决城乡问题的主战场是在城乡融合的区域，城乡融合的区域主要是在都市圈，我们必须围绕都市圈进行要素配置，不能够普遍地在不同等级的城市进行这种要素配置，那样的话我们是配置不起的。”

 

刘守英表示，都市圈的整体发展不是划一个圈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政府手段就能够把要素的配置做正确的，而一定是要通过要素的流动，通过机会的寻找，通过城市不同功能的分工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政府再有效地发挥政府的正确的作用，避免市场失灵。这样就形成整个都市圈发展里的高效循环，功能有效的分工，就会实现我们整个中国结构性潜能的发挥，真正使都市圈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发展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