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之一，规划好这一路径对于我国未来五年的发展极为重要，是一个关乎大国竞争主动权和国家长远发展动力的战略性命题。因此，我们应根据“十五五”时期的新趋势、新挑战，聚焦关键堵点与核心抓手，提出系统性推进路径，以期为“十五五”时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谋划“十五五”时期的科技和产业发展，我们必须认识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不能再以“两张皮”的思维方式推进工作。在新的技术变革趋势下，融合发展的特征也在不断演进，需要深入观察和认真分析。

 

（一）融合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

 

首先，融合范式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加速重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正经历从孤立技术突破向全链条协同的系统性跃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展数字经济。这要求我们打破学科边界与产业壁垒，构建多技术群交叉融合的创新体系。未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趋势将呈现三重深化：一是创新层级整合。基础研究、应用研发与产业化不再是线性递进，而是通过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实现“研产一体”闭环。二是技术集群共生。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加速渗透，形成“技术簇－产业群－场景域”的立体网络。三是制度架构重塑。以新型举国体制推动跨部门、跨区域、跨主体协同，建立“目标－能力－资源”动态匹配机制。这一重构的本质是生产力演进逻辑的质变，需要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改革夯实系统创新能力，使得创新范式从点的突破升维至体系化突破。

 

其次，融合形态从链式分工向生态融合深度跃升。产业组织形态正从机械的链式分工转向有机共生的创新生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关键是营造优良创新生态。培育创新生态的核心特征表现为：一是主体角色重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从单向供需关系转向多元价值共创，形成 “政产学研金”深度融合的共生体。二是要素循环升级。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在生态内自由流动，通过概念验证平台、中试平台等枢纽降低转化摩擦。三是治理模式进化。政府角色从主导者转向生态规则制定者与基础设施提供者，以场景开放、创新券等市场化工具激活生态自驱力。这一跃迁呼应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要求，即以生态韧性替代链式脆弱性，最终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再次，融合要素要从地域固化向全球协同动态集成。目前，全球创新格局变革驱动要素配置突破地理边界，向 “本土根植性+全球流动性”双轨演进。我们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构建自主可控、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通过制度型开放提升全球创新网络位势。一是流动维度拓展。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通过国际大科学计划、跨境研发合作等通道实现全球再配置。二是安全框架升级。在科技自立自强基础上构建“底线思维+动态开放”体系，通过国际标准协同、专利互认等制度型开放，深化全球产业界交流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三是治理能力跃升。深度参与全球创新规则制定，推动形成“技术－伦理－安全”三位一体的国际治理新范式。这一转型要求统筹开放与安全的辩证关系，将全球创新网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支点。

 

最后，融合机制从行政主导向多元并推深度转型。资源配置机制加速向“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社会”协同范式进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于创新有较大的指向意义：一是动力机制转换。企业成为创新决策主体，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市场化手段激活企业内生动力。二是风险分散创新。建立“财政引导－风险投资－科技保险”多层次风险共担体系，破解原始创新融资困境。三是制度破壁攻坚。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破除人才流动、数据确权等制度梗阻，释放要素聚合效能。该转型直指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的根本性调整，需要通过科技体制改革攻坚，形成创新活力充分涌流、创新效率系统性提升的体制机制。

 

 

一是创新链“生态位重叠”与“生态位空缺”并存，与产业链的协同进化机制亟待破题。当前，部分热门领域存在资源过度集中现象，地方政府和企业在政策红利驱动下盲目跟风布局，导致研发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竞争。比如，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曾出现百余家企业涌入的“蜂拥效应”，但核心芯片、高端材料等部分关键环节仍依赖进口，同质化产能过剩与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并存。同时，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孵化等“生态位空缺”问题突出，科研机构与产业界的协同创新机制尚未形成闭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率不足10%，而企业受制于短期利益导向，对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参与度低。这种“重应用、轻基础”的倾向导致创新链上下游出现 “断裂带”，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协同进化能力。

 

二是数字化转型“加速跑”与“能力断层”碰撞，产业跃迁面临数字鸿沟。近年来，各地政府密集出台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推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普及，但大量传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不会转、不敢转、不能转”的困境。一方面，企业数字化改造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设备更新、系统部署和人才培训，而中小企业通常难以承担转型成本。同时，数字人才短缺问题突出。《2024数字人才白皮书》数据显示，70%以上的企业面临数字人才不足的问题；《2025新质生产力数字人才白皮书》预计，2025年数字人才需求总量将超过7500万人，缺口近3000万人。这可能导致企业即便引入数字化工具也难以充分发挥效能。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清晰的战略规划和系统性思维，导致技术应用与业务需求脱节。部分企业盲目追求“上云”或部署智能设备，但未能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和实际痛点进行深度定制，使得数字化工具沦为摆设。此外，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数字化水平参差不齐，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不一，这种能力断层放大了区域间、行业间的不平衡。

 

三是全球化面临 “收缩周期”，开放创新面临一定挑战。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部分国家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加强技术出口管制，导致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国际合作壁垒持续高筑。比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对华半导体技术转让，导致国内高端芯片制造设备进口受阻，产业升级面临“卡脖子”风险。因此，如何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实现开放创新，就成为“十五五”期间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应从治理体系、要素配置、创新链条、内外环境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深度融合，争取通过“十五五”时期的努力，初步构建起协调高效的融合发展体系。

 

（一）以系统观念重塑创新治理逻辑

 

一是构建多元共治的创新治理体系。突破传统行政主导的线性治理模式，确立“市场导向、政府引导、社会协同”的治理理念，推动创新治理从分散化管理向系统化协同跃升。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建立跨部门、跨区域、跨主体的创新治理协同机制，形成“战略统筹－资源整合－效能评估”的闭环体系。突出创新治理的“弹性适配”特征，允许不同区域、不同产业根据发展阶段探索差异化治理路径，构建分类指导、动态调整的治理框架，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创新主体的活力释放。

 

二是强化创新价值导向的评价范式转型。打破以“投入产出比”为核心的传统评价逻辑，建立以“创新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多元评价体系，突出创新对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国家安全的战略贡献。推动评价主体从政府单一主导向多元主体参与转变，引入市场反馈机制，形成学术评价、市场评价、社会评价相结合的立体评价网络。强调评价过程的包容性与前瞻性，将长期创新潜力、颠覆性技术探索纳入评价范畴，构建鼓励原始创新、宽容探索失败的评价氛围。

 

（二）以要素市场化激活创新内生动力

 

一是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突破“重物轻人”的资源配置惯性，将人才作为创新驱动的核心要素，构建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制度环境。推动人才发展从数量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聚焦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技术经理人等关键群体，建立精准化、差异化的人才政策体系。强化人才流动的开放性与便利性，打破地域、行业、体制壁垒，构建全球人才集聚的“强磁场”，形成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是创新“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机制。超越传统“科技研发+产业应用”的二元思维，构建“科技突破、产业培育、金融支撑”三位一体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金融服务从间接支持向深度赋能转变，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形成覆盖创新全周期的金融服务链。强化科技与金融的“数字化耦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升金融服务创新的精准性与效率，实现创新要素的市场化定价与高效流动。

 

（三）以深度应用培育创新生态韧性

 

一是推动“数字技术－产业体系”深度渗透。突破技术应用层面的浅层融合，确立“数字技术重构产业体系”的战略理念，推动产业发展从要素驱动向数字赋能转型。构建“数字技术+产业场景”的创新模式，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加速数字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强化数字生态的包容性发展，推动大中小企业数字化协同，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中小企业协同的数字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

 

二是树立绿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超越“末端治理”的传统模式，将绿色创新贯穿于产业发展全链条，构建“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体系。推动创新方向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聚焦新能源、节能环保、碳捕集利用等绿色技术领域，培育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强化绿色创新的全球协同，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技术标准制定，推动关于绿色技术、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形成绿色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四）以全球视野构建创新合作新格局

 

一是践行开放包容的全球创新治理观。兼顾开放与安全，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构建互利共赢、开放共享的国际创新合作体系。推动创新合作从技术引进向协同创新转变，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等领域加强与全球顶尖科学机构的合作。强化创新合作的“制度型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创新规则，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流动、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机制，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二是构建内外联动的创新发展格局。优化引导创新要素全球配置，推动创新资源从单向流动向双向互动转变。一方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吸引全球创新资源，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创新。强化“双循环”的战略协同，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打造国际创新枢纽，形成内引外联、辐射全球的创新发展高地。

 

 

“十五五”时期，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以务实的姿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谋划标志性工程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一）以创新链整合破解生态位失衡难题

 

一是建立“清单式”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聚焦 “卡脖子”领域制定“技术攻关清单+应用场景清单”，推行“揭榜挂帅+里程碑考核”制度。完善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和中试验证，构建“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标准制定”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体系。强化攻关过程中的动态评估与资源调配，建立攻关成果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机制，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二是推行“创新联合体”市场化运作改革。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支持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主体组建创新联合体，实行“共同投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联合体设立独立法人实体，政府通过“以投代补”注入启动资金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完善知识产权共享与利益分配制度。强化联合体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开拓中的主体作用，提升产业协同创新效率。

 

（二）以数字生态加速产业体系智能化升级

 

一是加速“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双基建工程。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优化“东数西算”工程布局，提升智能算力供给能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打造行业级双跨平台覆盖重点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设备联网和数据上云。设立数字基建专项支持，鼓励企业建设5G全连接工厂和数字孪生系统，夯实产业数字化转型基础。

 

二是构建“数据要素×产业”融合应用体系。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在重点领域试点数据资产入表，制定基础数据标准培育专业数据商。建立“数据要素×产业”典型案例库，推广数据与制造业、农业等产业的融合模式。探索跨境数据流通规则，支持企业通过数据交易优化研发创新，设立数据产业基金支持第三方服务机构发展，激活数据要素价值。

 

（三）以制度型开放深化全球创新资源整合

 

一是打造“国际创新飞地+联合实验室”双平台。在重点区域建设国际创新飞地，试点知识产权证券化和技术入股政策。发起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在重点领域布局联合实验室开展联合研发，促进全球创新资源共享。设立国际科技合作基金，支持企业建设海外研发中心，提升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

 

二是实施“产业链备份+国际标准合作”双安全战略。对关键产业链建立核心环节备份清单，布局国内备份生产基地和海外备份中心。针对优势产业积极打造中国技术方案，携手全球产业界共同树立国际标准。建立产业链安全预警机制，在高依赖度领域加速本土化发展进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四）以体制改革释放创新主体内生动力

 

一是深化科技评价“破四唯”分类改革。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分类评价体系：基础研究侧重学术影响力，应用研究突出技术与市场效益，成果转化强调经济与社会效益。探索下放科研院所职称评审自主权，允许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自主评定职称，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

 

二是完善“知识产权+科技金融”双保障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侵权赔偿上限，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运营中心推动专利开放许可。发展科创金融专营机构，试点知识产权证券化和硬科技企业债券，实行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与贴息政策。破除人才流动壁垒，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  来源：《新型工业化》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