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多年来，快速的经济发展、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既造就了新一代学者，也出现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从而使经济史研究呈现出可喜的辉煌局面。

 

经济史研究的辉煌，有三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壮大。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武汉大学。这些单位既有严中平、李文治、巫宝三、吴承明、汪敬虞、梁方仲、傅衣凌、韩国磐、李埏、李剑农、杨端六、彭雨新等老一辈代表性学者，又培养了经济史研究的传承者。改革开放之后，除上述院校外，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一批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近代史所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地方社科院先后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所（室、中心）或集聚了较多的经济史学者，中央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甚至建立了经济史系。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和省级经济史学会也相继成立。经济史研究机构、组织和研究人员空前扩大，仅中国经济史学会就有会员一千余人。二是专业性研究刊物从无到有，大量增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先后创刊，《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海洋史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中国经济史论丛》（现改为《中国经济史评论》）等专刊或集刊的创立呈蓬勃之势，一些综合性刊物如《清华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江汉论坛》等也较多发表经济史文章，为经济史论文的发表提供了阵地。三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和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把经济史研究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近年不断有较多的经济史重大招标项目、重点项目、攻关项目、委托项目立项。

 

经济史研究的辉煌，有两个重要标志。首先是中国经济通史及断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现标志性成果。傅筑夫以70岁高龄完成了5卷本的《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史》。其后，有孙健独自完成的3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有田昌五、漆侠主编的4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宁可主编的5卷本《中国经济发展史》，周自强、林甘泉、高敏、宁可、漆侠、陈高华、刘重日、方行等任分卷主编的9卷本《中国古代经济史》，赵德馨主编的10卷本《中国经济通史》。这些多卷本经济通史各有特点，总体上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中，赵德馨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由30余位断代经济史名家共同撰写，该书下限至1991年，是研究时段最长，篇幅最大的集成之作。在断代经济史中，高敏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葛金芳的《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漆侠、乔幼梅的《辽夏金经济史》，严中平、汪敬虞、刘克祥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1）》，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属上乘之作。

 

其次是专题性经济通史著作层出不穷。专题性经济通史涉及农业、畜牧业、纺织业、盐业、工商业、交通业、人口、海关、财政、货币金融、经济思想、科学技术各个方面，品类繁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1982），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1983），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1985），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1986），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1989），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主编《中国屯垦史》（1990~1991），范金民、金文《江南丝绸史研究》（1993），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1993），游修龄《中国稻作史》（1994），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1994），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1996），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1997），李根蟠《中国农业史》（1997年），郭松义、张泽咸《中国航运史》（1997），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1997），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1998），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1999），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2001），魏明孔主编《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2004），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2004~2008），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2005），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2013），马敏主编《中国近代商会通史》（2015）等等。这些著作，大多具有拓荒或集成性质，作者多为该领域专家，达到了目前相关研究前沿水平。如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6卷7册，作者按写作时代依次为葛剑雄、冻国栋、吴松弟、曹树基、侯杨方，叶振鹏主编《中国财政通史》10卷18册，由陈明光和陈锋担任副主编，近20位作者多为断代财政史名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呈现出诸多特色，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是主要特色之一。经济史新的研究领域，有的是原有历史研究的延续和发散，更多的则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史学者关注现实、反思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市镇研究方面，傅衣凌应是主要的开拓者，他在1964年已经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他认为，探究明清江南的市镇经济，要充分估计其中的商品性程度，并注意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这也就是前述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催发了市镇经济等研究的一个表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洪焕椿、王家范、樊树志、陈学文、蒋兆成、梁淼泰、陈忠平以及吴承明、方行、郭正忠、傅宗文、钟文典、陈春声、姜守鹏、乔志强、许檀、吴量恺、牟发松、任放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从江南的市镇扩展到其他区域的市镇，由明清市镇上溯至唐宋时期的草市以及区域市场、全国市场的形成。同时，又进而开展近代主要城市史的研究，相继有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徐鼎新、胡光明、虞和平、马敏、朱英等人的商会史研究，也与市镇、城市史研究相关联。

 

在区域经济史研究方面，如果说早年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讨论有肇始意义，美国学者施坚雅对清代“大规模经济区域”的划分，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以及台湾“中研院”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有启发意义，那么，20世纪80年代在广东召开的区域经济史会议则具有促进意义。叶显恩主编的会议论文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既有专题研究，也有区域理论和方法论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著作宏富，较有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在江南、华南、华北和长江流域，如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986），傅衣凌《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洪焕椿、罗仑《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199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2000）、《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2010），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993），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1998）、《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2008）、《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新析》（2018），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9），李金铮《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2014），陈锋主编“15至20世纪长江流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书系”，以及张海鹏、王廷元、王世华、李琳琦、陈支平、牟发松、罗一星、陈桦、刘淼、王振忠、王日根、张海英等人的相关研究。区域经济史研究既体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也有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视野的拓展，特别是李伯重、范金民的研究有许多新的理念和方法。

 

在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方面，史念海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有《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历史时期森林变迁的研究》等系列论文，在20世纪90年代则有朱士光《历史时期农业生态环境变迁初探》，李文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等论文对相关问题的关注。近十余年，钞晓鸿、张建民、鲁西奇、张全明、王建革、吴海涛、方修琦等人先后出版有《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江南环境史研究》《淮河流域环境变迁史》《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等著作。这些作者分属于历史地理学界和经济史学界，标示不同领域学者对环境变化导致的连锁反应的重视。

 

其他如历史上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史、海洋经济史、中外贸易史及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也多有可观之处。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史料运用的科学化、计量经济史的开展、“量化历史”的推广，以及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外，不同门类历史学之间的互相融合也是重要特色。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历史地理与经济史的融合、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融合。

 

前述史念海等的研究已经揭示出从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的角度对经济史研究的观照，他的学生则陆续撰写出版《宋代农业地理》《辽金农业地理》《元代农业地理》《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明清山东农业地理》《清代两湖农业地理》《清代两广农业地理》等重要著作，无论是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还是对传统农业研究都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历史地理、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研究的互动。吴松弟主编的9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由历史地理学界和经济史学界的学者共同完成，更是对历史地理与经济史融合的直接推动。

 

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融合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不但表现在研究社会史的学者兼做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也兼做社会史，社会史及“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冯尔康、乔治强、唐力行、常建华、行龙、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赵世瑜等人均有重要的经济史论著。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研究经济史时的社会理念，研究社会史时的经济理念。笔者在《近四十年中国财政史研究的进展与反思》中已经论述了包伟民、刘志伟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对财政、经济、社会问题的融合。另外像赵世瑜最近发表的论文《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其副标题就是“社会史的视角”，意旨十分明显。新一代经济史学者杨国安等关于明清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其赋税财政与经济史、社会史的多角度切入及相互照察也可圈可点。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单一性的经济史研究或其他专史研究，已渐次被融合性、扩展性研究代替。

 

几点思考

 

70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总体上铸就了历史的辉煌，绠短汲深，难以尽言。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视野，随着新一代经济史学者的成长，随着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完善，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期待。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有以下三点：

 

承继与创新。李剑农、梁方仲、严中平、李文治、汤象龙、傅衣凌等是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在学养上，他们兼具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功底，在理论和方法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历史实证之学，论著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现在有些不同学术背景出身的经济史学者，在借鉴西学、宏观叙事、问题意识、讲求模式的倡导下，追求标新立异，但传统学养欠缺，粗制滥造或拾人牙慧的论著不在少数，需要高度注意。只有在很好地继承老一辈经济史学家优良学风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的可以传世的创新性成果。

 

学术规范与学术自信。学术研究必须遵守学术规范，自不待言。检视某些经济史研究成果，缺少学术研究的敬畏感，缺少学术史的梳理和对即有成果的尊重，变相抄袭、率意解读和不顾学术源流的称引，造成研究脉络的混乱。同时，“媚外”心态时有呈现，明明有国内学者的先行研究和权威解读，却动辄称引欧美学者的论断和模式，以壮声色。这实际上是学术不自信的表现，也不利于我们对学术话语权的掌握。

 

 

研究课题的选择与价值取向。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单面相的学术研究，经济史研究亦不例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内在的理路、取法和门径，有学术“延繁”意义上的纯学术研究；另一方面，笔者在十多年前出版的“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经济史纲要·绪论》中曾经说过，“时代变革与研究课题的选择关系密切”，研究课题的选择必然伴随着时代脉搏，经济史研究的新视野和价值取向必然与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相契合，有些研究还具有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前瞻性。总结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提供新的启示与借鉴，是中国经济史学者应该作出的贡献。

 

（作者：陈锋，系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