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经济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70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成就斐然。经济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更加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与时代脉搏的跳动更加契合，不同的阶段各有特点。本文从大的历史时段着眼，从两个阶段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回顾和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是最为重要的变化。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曾经指出过，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或者可以说，马克思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加适合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更加具有方法论意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学家，对此更易于接受，并心悦诚服地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之中。唐长孺虽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名世，但经济史始终是他关注的重要领域，他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跋语中指出，“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傅衣凌也表示，“解放后，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强”（《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第47页）。日本学者池田温也说：“此《跋语》所见唐先生的谦虚品德及其对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之敬仰”（池田温：《怀念唐长孺教授》，冻国栋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04年卷）。在当时的学者中，一部分人如傅衣凌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新兴的社会科学，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更多的学者如唐长孺等则由此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对此也积极鼓励，多方倡导。杨端六在为《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写的“卷头语”中就特地提到“武汉大学党及行政领导在这几年中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大力提倡与支持”。南开大学历史系在1959年编选出版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前言中也提到该著作是在“校党委提出大搞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完成的。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以及在倡导科学研究的氛围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史研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这在两个方面表现突出：一方面，旧有著作经过改写和补充有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新的著作填补了经济史研究的空白。

 

就前者而言，李剑农、严中平、彭信威堪为代表。李剑农的《中国经济史讲稿》，在1943年曾由中国书局出版，但只是一般讲义性质，新中国成立后在彭雨新的协助下，重新编写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成为最早的中国经济史多卷本著作和各高校的参考教材，其权威性为学术界所公认。彭雨新在该书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称：“全书着重阐述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说明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变化中，著者十分重视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关系……李氏对周代的封建制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周代社会性质和讨论中国古代社会分期是有帮助的。”言下之意，该书虽未标明，但事实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完成，并参与了当时“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问题的讨论。严中平于1943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棉业之发展》，1955年修订再版，改书名为《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并加副标题“从棉纺织工业史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参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意旨明显，亦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言，“本书企图以棉纺织业的发展历史做典型，分析百年来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既是第一本系统论述棉纺织业发展史的专著，也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第一部著作。更为重要的，如汪敬虞等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7期写的书评所说，该书初版的写作，“著者还没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新版则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1943年开始撰写，初稿只有十几万字，1954年的初版本字数达到45万，1965年的修订本达到77万字，“比起初版来，内容几乎全部刷新”。马飞海在2007年《中国货币史》新版代序《一个敢于开拓中国钱币学新局面的学者》中也说，新中国成立后，钱币工作者提高了认识，扩大了眼界，“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使“古老的钱币学向新的学科的转变”成为可能。李剑农、严中平、彭信威等学者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并取得新的突破，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就后者而言，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1957），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1957）、《明代的军屯》（1965），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1962），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1957）、《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1959），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1958），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1962），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北朝经济试探》（1958）、《南朝经济试探》（1963），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中册，1962、1963），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1957），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1963），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1957），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1959），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1961）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些成果虽然在改革开放后出版，实际上也是写作完成于这一时期，如童书业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作者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名，有的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名的新锐。如果梳理这一时期的论文，可述者尚多。

 

近年来，坊间多有夸大民国学术成就的言论，就经济史研究而言，上述著作及相关论文，就其开拓性和学术性而言，已经远超民国年间的同类成果，即使以目下的学术眼光衡量，上述著作依旧是经典性的学术名著。

 

较全面地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注意“文革”前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五个重大问题——所谓“五朵金花”的大讨论。对这些讨论，近年来学界有不同看法。必须指出的是，这五个问题多与经济史研究关联。李根蟠认为，“这些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直接与古代经济史有关”（《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伯重认为，除汉民族形成外，“有四个属于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与推动不容忽视，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促使经济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关注，既提高了理论水准，又加深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认识。其中，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1954）、《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1956）、《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1959），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式》（1951），李文治《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方法论问题》（1963），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1956）、《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1961），胡如雷《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1956）、《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1962年）等论文，都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和宏大叙事风格。

 

第二，讨论热烈，研究深入，对历史上的相关问题有纵深的拓展。特别是在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表现突出。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有关先秦井田制、秦汉名田制、三国屯田制、西晋占田课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等，留下许多经典名篇。同时，对与土地制度相关联的赋役制度也有深入的讨论。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方面，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的附录统计，“文革”前有218篇论文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涉及铺户作坊、丝织业、棉纺织业、踹布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井盐业、农业等种种部门和行业，当时多数有名的学者都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有些新人也因此研究而崭露头角。

 

第三，相关研究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与跟随。日本著名明清史和经济史专家森正夫在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版《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前言中指出：1955年12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中日历史学者就包括资本主义萌芽等在内的历史问题进行了座谈。在此次座谈的基础上，日本学者专门编辑出版《中国历史的时代区分》一书，该书除收录翦伯赞《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外，也有田中正俊专门撰写的《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森正夫称：“自新中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起，日本学者在从事作为外国历史一部分的中国明清史研究时，即已通过中文著作和论文等，汲取着中国学者在研究作为其本国历史一部分的明清史时所取得的成果。”

 

第四，相关研究继续开展，并催发了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历史重大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土地制度、资本主义萌芽等，在“文革”后的一段时间内仍为经济史学者关注，并不断有代表性成果问世，如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1982），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1984），林甘泉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1990），杨际平《均田制新探》（1991），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年），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1993），李埏、武建国《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1997）等等，以及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8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985、1990、1993）等。同时，笔者也认为，这些讨论及资料挖掘等催发了后来成为经济史研究热点的农民负担研究、乡村社会研究、资产阶级研究、市镇研究、近代化研究等。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史学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的成绩应该充分肯定。“文革”期间，经济史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到后期有些研究逐渐恢复。“文革”结束后不久，便有著作迅速出版，如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教研室编写的《中国财政简史》在1978年出版，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均在197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