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当前中美关系及八点建议

     在对这些情况作通盘把握之下，中国逐渐做大做强发展起来，又是一个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哲理上说，于其内核上我们必须切实认同的逻辑：到了这个全球化共享经济和核威慑的时代，“地球村”就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这是总书记明确宣示过的话。有人可能理解为这是宣传用语，我不这样认为——我们研究者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说透，它实实在在是以严谨的学理支撑出来的道理。在这样一个“和平与发展”过程中间，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中国是在走上坡路，或者说，美国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这是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所以，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如要以几十年的时间段往前看，如果中国能够避免矛盾的爆发越过临界点、能够大体消化这个矛盾凸显期的话，在时间这个“最好的朋友”的帮助下，应有信心以改革开放之路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有的学者以数据画出了一个曲线很有意思：美国从1900年开始到2017，GDP总共翻36倍。那么中国到2017年找一个前边GDP翻36倍的过程，是从1987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8年）开始的，GDP翻36倍的两条曲线高度一致，但时间轴上中美是1：3.9！这就是中国在工业革命落伍以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直观表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潜力，又碰上全球化和核威慑的天赐良机，能不能继续这样，真的与全球一起按照共赢逻辑走出一个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之路，这是我们应做出一切努力来争取的前景。
     按照这个框架来理解中美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可做的事情，确实还非常值得把它排列一下，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个改革里，我认为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些地方如老百姓所说的是“打右灯往左拐”，甚至“打双闪开倒车”：宁左勿右的氛围，一轮轮喧嚣起来的什么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退场，说起来都人心惶惶，跟十九大文件完全对不上，但是说这种话的人他们却非常有安全感（确实他们没受到什么威胁）。总是有这种暗流涌动，翻成明面上是在否定党的基本路线，这方面能不能有更坚决的态度来遏制？中央要求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那么重庆打黑那么多错案冤案敢不敢动？现在全国只翻了一个张文忠案，顾雏军那个案子似乎就碰到了很大的阻力，诸如此类时间关系不展开说，这都是实事儿。过去说改变政企不分，现在搞成了党企不分，强调外资企业里要建党委，何苦来呢？邓小平早就说了党的领导不能体现在这上面，从董必武到邓小平，早就把这个说清楚了，党的真正高水平的领导，不是搞这套东西，但对不起，中国现在大行其道的却是这套东西。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如此这般，谈何做好自己的事？前面沈教授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在内部讨论里谁都不讳言，早就看清楚了，邓小平1986年就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做出来，经济体制改革也走不了多远。但八九以后他不提这个事了。他的想法中曾经最激进的说法，是再过几十年我们可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那时中国可以搞普选。其实美国也不是普选嘛。这些本来可以重新讨论，这方面的空间是不能否定的。当然，我觉得从策略考虑并可以上升到战略性层面的一个结合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必要去争论不休地搞什么正面设计的方案（这会多少年迟迟搞不出来），就是要借鉴“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1880到1920年4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进步时代”碰到的问题，跟中国现在社会上矛盾累积的情况大同小异，有学者专门写了文章曾经引起高层的高度重视，就是可通过各方难以拒绝的从“加强管理”角度来切入的清理苛捐杂税、政府财力汲取靠规范的东西——依法的税制这是必然选择，还有这些钱拿来了以后怎么用，税收和其他非税收入合在一起，预算怎么样讲规范化，怎么透明而加上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监督，结果真正“人民当家作主”这套东西就都进来了，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本来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间，公众意愿的表达机制借助媒体，现在已不可遏制，不仅有官办媒体，还有自媒体和这么多的多元化的媒体，一起来监督政府，督促政府把事情做好，这都跟美国在进步时代的举措大同小异。这方面我们可以不正面设计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但要抓住不放现在社会上大家都关心的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这正是美国最典型的两个直接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就是得到了进步时代确立的这两个直接税支柱的作用:联邦政府主要靠个人所得税过日子，地方政府local这个层级，靠财产税过日子，中间的州更多靠销售税——形成非常清晰的政府“钱从哪里来”的框架，而且以有效的再分配不断地缓解收入差距。虽然现在也有批评缓解得不够，但至少比中国的缓解做得好得多。中国到现在为止说了这么多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的直接税还很不成样子，而且相关改革做起来还困难重重。这都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所必须做的。这里只能点到为止说一下。
     对外，我觉得一定要低调处理一些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中俄之间还要这么高调，盛传的基辛格所说美国要跟俄国一起来遏制中国，基辛格自己否定，但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任何一个战略思维的大家，都会有这种思维的本能。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高调地跟俄国折腾这些事儿，俄国石油卖给中国，价格上我们是吃大亏，亏了血本，何必呢？邓小平当时看得很清楚，他表面不宣扬这些东西，实际上看清楚了，跟李慎之说，几十年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中国怎么致富？既然不是说要以战争与革命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再发展，那么一心一意谋发展中，这不是个最基本的常识吗？现在对非洲似乎也应注意不要过于高调，搞万邦来朝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老百姓都在那儿骂，网络上面看看，简直已怒不可遏了。国内这么多的教育问题、社保问题、各种扶贫的问题，高调搞那些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确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应有建设性的意见，促成这方面回归常识处理好此类非常现实的问题。至于说欧洲和日本,可能他们也希望看到美国遏制中国，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有了机会。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眼中的这些机会，实际上于多边博弈中，肯定是能反制美国一些的。
这样寻求在中美斗而不破的过程中，避免最坏的类冷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中，找到阶段性的一些新平衡点，推着来——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这方面，我觉得实际上有很好的基础，现在了解一下中国较有素质的人，孩子都在哪儿？反正我女儿是在美国，其他我接触到的很多的人，上层的、中层的、知识分子的，一说起来孩子都是在美国。龙永图说他的孙女在美国，他虽然感情上有点接受不了，但知道那种内在的力量，谁都抗拒不了。什么道理？软实力。教育、科技、人文，这个基本常识层面的东西，你要跟它对着来，何必呢？所以，这个事情从孩子来看已是这样。从企业来看，大家都知道曹德旺到美国去办厂，跟着产能走，这都是经济活动里最基本的东西，这也是很好的基础。跟着产能走的企业投资、资产布局，不应是这样吗？大量美国资产到中国来，大量中国资产跑美国去，这是好事，这些事情、这些基础因素，都值得非常好地调动起来，运用于无形之中。
在原理上要说一点认识：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那么我们中国现在应很好运用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的东西。关于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其实专门强调了不是一般地否定对私人财产的占有，只是否定利用它来奴役他人。在“资本论”里非常清晰地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的基础之上，在联合劳动、资本社会化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过去由于我们思想框框多、僵化，不敢讨论这个命题，其实马克思所讲的，绝对不是有人所说的生活资料所有制——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是天然所有，不用讨论，工人他拿着自己的工资必须吃，必须穿，这就是他对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没有什么重建的问题，无可讨论。马克思讲的，其实就是当时已经意识到的，我们现在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扬弃，而且马克思已经区分了“消极扬弃”并上升到“积极扬弃”的认识，这不就是说得很清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起点吗？而且继承这些原理，是对应着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那个理想、那个初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共产党人现在到了执政党地位以后，占领道德高地，这是多么好的一套原理！很遗憾，中国现在，就是前面沈教授说的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但是人家调侃：写成一块块牌子插在公园里这是正能量，你把这牌子拔下来街上走一圈，就是负能量，这是中国现在的尴尬和现实纠结。
    在这里，我可接着说一下，其实我理解，马克思的理想，很大部分如今首先是实现在北欧和英国。“从摇篮到坟墓”的这种福利国家，不就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前景吗？高额累进税，节制资本，这些事情都可以再进一步讨论，前些年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那个讨论好像又变成了贴标签的方式、必须要按照资本主义自由化来批判的东西，过分了。为什么不能讨论？恩格斯晚年已经非常清晰地指出了有可能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原来他们认为用暴力革命手段去解决的问题。实践中间，已经从人本主义视角现实地在肯定着北欧和福利国家这一系。我觉得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是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当然，这恐怕也很难一下形成共识，但一定是应当继续讨论的。中国现在恰恰缺的就是，你在软实力里不让大家讨论，那怎么办呢？这是我们的短板。如果说美国人认为鼓励中国东西南北中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决定中国一定要垮台的东西，应当鼓励你这个东西，那充其量只是美国人中一部分人的想法。我接触到的美国人他们很多（特别是精英阶层）是不能够完全脱离我前面说的第一阶段他们的“情怀”的，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情怀，确实在很多的场合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我觉得应求同存异，对于这些情怀与理念的共同点，我们要调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