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层面：逆全球化加剧，全球经济逻辑从“效率”转向“安全”，政府干预增强，分工脱离比较优势，产业链破碎、效率下滑；经济增速下行伴随债务高企，财政陷入“扩张与留空间”的两难，债务危机风险犹存。

 

社会层面：全球及经济体内部贫富分化扩大，社会撕裂、价值观对立加剧，极端情绪滋生，矛盾频发。

 

国际秩序层面：二战后新旧秩序交替，经济互信削弱致地缘冲突多发，丛林法则冲击规则意识，“无规则状态”推升国防成本，挤压经济福利支出或加剧债务。

 

 

（一）外部：美国打压持续升级，美国视中国和平崛起为霸权挑战，2018年起发起贸易摩擦，2025年加征关税，特朗普2.0时期对华博弈（关税、科技、金融、地缘等）节奏更快、烈度更高；“十五五”期间，无论美国政局如何变化，其对中国发展权的打压将持续升级。冲击：需求端，全球经济下行+关税战致外需下降，影响增长与就业；供给端，美国限制高科技出口打乱部分产业链，但中长期为产业与科技创新提供攻关契机。

 

（二）内部：需求不足成核心矛盾，发展阶段转变：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供给短缺进入需求不足，出口、房地产两大传统动力同时走弱；服务业发展缓慢，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增速快但占比低，新旧动能转换期就业问题凸显。根源：“供强需弱”源于统计、财税、考核、收入分配、社保、假期等制度设计；“十五五”需重点构建消费导向型制度体系，破解需求不足问题。

 

 

从经济看，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全球经济运行逻辑继续从效率转向安全，部分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上升，全球分工不再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效率进一步下降，产业链更加支离破碎；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同时债务日渐高企，财政陷入继续扩张与重建空间的两难境地，全球债务危机仍有可能发生。从社会看，全球不同经济体之间以及同一经济体内部不同群体间的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撕裂、价值观对立、矛盾多发、极端情绪滋长。从国际秩序看，进入到二战后新旧秩序交替和重构时期，经济互信基础的削弱进一步导致地缘政治冲突多发频发，丛林法则逐步取代规则意识，动辄百年一遇的政治经济事件此起彼伏，“无规则状态”导致国防军事成本被动上升，要么挤压经济和福利支出，要么推升债务。

 

国际形势演化和发展阶段转变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美作为在位霸权国家对中国的打压将持续升级，内部中国面临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口、房地产两大动力同时走弱，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既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和供应链优势，这是我们坚决斗争的底气，但同时也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从外部发展环境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在美国看来挑战了其霸权地位，美国于2018年掀起中美贸易摩擦，2025年又对中国无理加征关税，都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刻意打压。特朗普2.0时期对华关税战、贸易战的节奏更快、烈度更高。“十五五”时期前半期处于特朗普2.0时期，后半期无论特朗普是否在位，美国作为在位霸权国家对中国发展权的打压仍将持续升级。关税战升级为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国际规则战、国际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是大概率事件。这对中国从供需两端产生重大冲击：从需求端看，全球经济下行叠加关税战冲击导致中国的外需下降，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从供给端看，供应链重构尤其是美对中国高科技产品限制出口，导致中国部分产业链短期供给受到冲击，当然从中长期看要抓住契机加强攻关推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再上新台阶。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阶段看，我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供给短缺进入到需求不足阶段。需求不足仍是“十五五”期间要集中解决的问题，提振消费、优化投资结构仍是“十五五”期间的重大课题。需求不足又主要源于二十多年来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口、房地产两大需求同时走弱，与此同时服务业发展相对缓慢，对于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质生产力增速较快，但占比依旧偏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的就业问题凸显。鉴于此，不能简单地就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谈需求不足，要认识到“供强需弱”格局更深层次地源于既有的统计、财税、考核、收入分配、社保体系、假期制度等制度设计，“十五五”期间要抓紧构建消费导向型的制度体系。

 

作者：罗志恒  文章来源：粤开志恒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