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要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这一重要论述，既是中国应对变局的战略定力所在，更是中国为全球发展注入稳定因子的行动指南。近年来，中国经济顶住多重超预期压力，始终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蹄疾步稳，不仅为14亿多中国人民创造了日益美好的生活，更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答案”。

 

 

纵观人类现代化进程，一个国家发展的稳定性，首先源于战略规划的连续性。中国式现代化绝非一蹴而就的“冲刺跑”，而是一程接着一程的“接力赛”，始终以中长期规划为“导航仪”，将战略目标与阶段任务有机衔接，在历史传承中实现发展跨越。

 

自1953年首个五年计划启动以来，中国已连续制定并实施14个五年规划（计划），从“一五”时期奠定工业化基础，到“十三五”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既是对国家发展阶段的精准把握，也是对未来目标的科学擘画。这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的战略定力，让中国在70余年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从“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的规划布局，到“双碳”目标下能源结构的转型路径，再到“东数西算”工程的全国统筹，每一项战略部署都跨越数年甚至数十年，在持续推进中不断释放效益，最终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骨架。

 

反观当下一些西方国家，战略短视与政策摇摆已成为制约发展的顽疾。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部分国家曾是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如今却奉行“本国优先”理念，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动辄加征关税、设置壁垒，让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中，有的国家曾高调承诺减排目标，却因国内政治博弈退出《巴黎协定》，无视全球生态安全大局；在产业政策上，政党轮替往往伴随政策“推倒重来”，上一届政府推动的新能源计划可能被下一届政府搁置，已启动的基建项目可能因预算削减而停滞，导致资源严重浪费、市场预期紊乱。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策乱象，不仅让本国经济错失发展机遇，更给全球经济复苏增添了不确定性。

 

中国始终以战略的连续性保障发展的确定性。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庄严承诺，到中国式现代化“五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再到“新发展格局”的长远布局，中国的发展方向清晰、路径明确、步伐坚定。这种确定性，让国际社会能够清晰预判中国的发展走向，也让全球投资者能够放心布局长期项目——无论是特斯拉在上海建设超级工厂并持续扩大产能，还是巴斯夫在广东投资建设一体化基地，亦或是西门子将更多研发中心落户中国，背后都是对中国战略稳定性的高度认可。正如许多跨国企业负责人所言：“在中国，我们看到的不是短期的政策红利，而是长期的发展机遇。”

 

 

宏观政策是调节经济运行的“稳定器”，其连续性、科学性与有效性，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平稳度。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将宏观调控的“稳”与“进”辩证统一，既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又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以精准施策应对风险挑战，为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中国的宏观调控始终遵循经济规律，注重“长周期考量”与“短期应对”相结合。在财政政策方面，既通过减税降费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近五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10万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又通过专项债、国债等工具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基础设施补短板、产业升级强基础，实现“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设计”的有机衔接。在货币政策方面，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又坚决不搞“大水漫灌”，避免引发通货膨胀等风险，始终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宏观调控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不为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具有鲜明的“公共性”与“普惠性”。在应对疫情冲击时，中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仅聚焦大型企业，更注重帮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通过延期还本付息、发放稳岗补贴、减免房租税费等措施，帮助上亿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最大限度保住了就业这个“最大民生”；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政策着力点始终放在“稳预期、强信心”上，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内需、稳定外贸等举措，让市场主体感受到“政策温度”与“发展底气”。这种“从全局出发、为长远谋划”的宏观调控思路，让中国经济在多次外部冲击中都能快速恢复、稳健前行：2020年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增长8.4%，2022年增长3%，2023年增长5.2%，2024年上半年增长5.3%，始终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增速。

 

对比部分西方国家，宏观政策的“短视化”与“政治化”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迎合选举周期，一些国家往往采取“短平快”的刺激政策——通过大规模印钞、过度举债来拉动短期经济增长，最终导致通货膨胀高企、债务危机加剧；在政策调整中，常常忽视普通民众与中小企业利益，更多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美国为例，近年来为应对经济压力，多次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直接推高了国内通胀水平，2022年CPI同比涨幅一度突破9%，创40年来新高；同时，频繁加息又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紊乱，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汇率波动、债务违约等风险。这种“以邻为壑”“顾此失彼”的宏观政策，不仅难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反而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中国宏观政策的确定性，本质上是“制度优势”的体现。在中国，宏观调控能够突破“选举周期”的限制，摆脱“利益集团”的干扰，始终从国家长远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确保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与有效性。这种确定性，让市场主体能够形成稳定预期，敢于投资、勇于创新；让全球投资者能够放心布局，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价：“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始终保持理性与克制，为全球经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个国家的市场潜力，是其经济发展最坚实的“底气”，也是吸引全球资源的“磁场”。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消费市场；同时，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构建了门类齐全、配套完善的产业体系。这种“超大规模市场+全产业链优势”的双重红利，让中国经济具备了不可替代的增长潜力，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广阔空间。

 

从消费市场来看，中国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到“品质升级”的深刻变革，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2023年达到76.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一方面，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推动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从“买产品”到“享服务”，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高端医疗、文化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377万辆，占全球销量的60%以上；智能家居市场规模突破6000亿元，年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国内旅游人次达60.7亿，恢复至2019年的101.3%。另一方面，消费市场的“分层化”与“下沉化”趋势并存，既为高端品牌提供了广阔舞台，也为大众消费创造了巨大空间。一线城市的奢侈品消费持续升温，上海恒隆广场、北京SKP等商场年销售额均突破百亿元；县域市场与农村消费快速增长，农村网商数量超过1700万家，2023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高1.2个百分点。这种“全梯度、多维度”的消费市场，能够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发展需求，成为全球企业不可错失的“增长蓝海”。

 

从产业体系来看，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不仅体现在“规模大”，更体现在“韧性强”“效率高”。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汽车、家电生产国，能够提供从原材料加工到成品制造的全流程服务；在新兴产业领域，中国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体和海量数据资源，为AI技术研发提供了充足的数据支撑；同时，从算法研发到芯片制造，从智能硬件到行业应用，中国已构建起较为完整的AI产业链，涌现出深度求索（DeepSeek）、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等一批技术领先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快速成长，还积极拓展全球市场，为全球AI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市场潜力还在持续释放。从城镇化进程来看，202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66.15%，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镇化率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未来，随着近3亿农业转移人口加快市民化，将带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住房消费等领域产生巨大投资需求，预计未来10年城镇化相关投资规模将超百万亿元。从区域协调发展来看，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持续释放，2023年中部、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分别比全国高0.1和0.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战略深入推进，正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增长空间远未饱和，未来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正如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所言：“中国市场的规模和活力，是全球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忽视中国市场，就等于放弃了未来的增长潜力。”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中国视为“第二本土市场”，不断加大在华投资力度——大众汽车在安徽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欧莱雅在上海设立全球首家“小美盒”体验店，高通与中国企业合作推动5G技术应用……这些举措，既是对中国市场潜力的认可，也是对中国发展确定性的信心。

 

 

韧性，是一个国家经济在面对风险挑战时的“抗压能力”，也是其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前所未有——美国在科技领域构筑“小院高墙”，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实施“卡脖子”打压；全球供应链遭遇“断链”风险，外需收缩对出口形成制约；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不断突破，以自身发展的韧性抵御外部冲击，展现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强大生命力。

 

在科技自主创新方面，中国已构建起“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协同推进的创新体系，研发投入持续增长，2023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3.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2.55%，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达636万人，居世界首位。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在芯片领域，国产28纳米芯片实现量产，14纳米芯片进入中试阶段，有效缓解了“卡脖子”压力；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80%以上，风电整机产量占全球50%以上，动力电池装机量占全球60%以上，形成了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在航空航天领域，“嫦娥”探月、“天问”探火、“天宫”空间站等重大项目相继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这种创新突破，不仅提升了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更重塑了全球产业竞争格局。以美国对华为的打压为例，尽管美国试图通过限制芯片供应来遏制华为发展，但华为通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在5G通信、鸿蒙操作系统、麒麟芯片等领域不断突破，2023年华为手机出货量重返全球前三，鸿蒙系统装机量突破8亿台，展现出强大的技术韧性。同时，美国的“科技脱钩”政策也倒逼中国加快自主创新步伐，202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3%，快于全部投资7.4个百分点，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快速成长，成为产业链供应链的“生力军”。

 

在应对外部经济压力方面，中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多措并举化解风险。面对美国滥施“对等关税”，中国一方面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内需，推动外贸转型升级，202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42.07万亿元，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地位；2024年上半年，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进出口总额仍实现2.3%的增长，展现出强劲的外贸韧性。面对全球供应链波动，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稳定传统外贸市场，又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17.9%，占外贸总值的34.6%，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

 

中国经济的韧性，还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上。在应对疫情冲击时，中国能够迅速动员全国资源，保障医疗物资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在应对自然灾害时，能够快速组织抢险救灾，推动灾后重建；在推动重大战略实施时，能够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这种制度优势，让中国在面对各种风险挑战时都能“从容不迫、有效应对”，确保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发展态势。正如世界银行评价：“中国经济展现出的强大韧性，使其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支柱。”

 

 

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中国始终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着力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让中国成为全球投资者安心兴业、放心投资的“避风港湾”。

 

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不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截至2024年底，中国市场主体总量达1.8亿户，其中企业6000万户，个体工商户1.2亿户，每千人拥有市场主体数超过120户，创业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同时，中国不断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推进“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全面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条目从2018年的48条缩减至2024年的27条，在金融、汽车、医疗等领域持续扩大开放，让外资企业能够平等参与中国市场竞争。

 

在法治化建设方面，中国加快完善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2020年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合法权益；2023年修订《反垄断法》，进一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同时，中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起覆盖专利、商标、版权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2023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82.05分，创历史新高；设立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依法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为创新主体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在国际化服务方面，中国持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推进“单一窗口”全覆盖，实现货物通关时间压缩60%以上；优化外汇管理服务，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流程，便利跨境资金流动；加强与国际规则对接，积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超过123.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达20.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也是全球投资环境最稳定、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