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而且正在世界范围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如同中国的防疫措施正被世界各国参照一样，观察中国数字经济在疫情冲击过后所发生的趋势变化也会对其他国家有所裨益。那么，疫情将如何塑造中国数字经济新范式？我们从宏观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管理范式这四个方面加以考察。

 

 

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份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5%，而智能手表和智能手环则分别逆势增长119.7%和45.15%；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13.0%，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则实现增长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而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则同比增长3.0%。

 

从这一系列对照数据可以发现，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在对冲不确定性时，比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旧动能展现出更大的发展潜力，数字技术提升国民经济柔韧性的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因此，疫情已经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按下快进键。为经济系统注入更强的柔韧性，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作为宏观经济稳定器、缓冲器和加速器的作用，让国民经济在面临冲击时能够更有韧性地调整生产、分配和消费，已经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共识和方向。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快5G部署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经济和产业互联网发展，加速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

 

 

此次疫情冲击对企业而言是一次“稳定性测试”。在这次测试中，很多企业发现传统的生产方式难以敏捷应对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急剧变化，因此，必将会加速寻求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突破，增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的弹性，以维持企业生存并获取持久的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在疫情期间对企业的调研发现，数字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则越小，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关键策略。

 

数字技术的广泛与深度应用将进一步加速。疫情期间，企业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可用性、易用性和有用性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知，破除了技术认知障碍。一是企业将在商业竞争中加速采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智能分析工具，根据先行指标精准预测行业变化和市场动向，以此作为生产与库存管理的决策依据。二是进一步加快对传统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更大规模地引入智能生产线，更加敏捷地满足市场需求的弹性变化。三是企业上云速度进一步加快，通过云上迁移更加灵活地进行成本结构调整，降低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支出。

 

共享制造将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新型生产方式。共享制造是一种围绕生产制造各环节，将分散、闲置的生产能力集聚起来，在需求方之间进行弹性匹配和动态共享的新型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利用数字技术增强经济活动柔韧性的表现。

 

一方面，共享制造平台成为促进共享制造模式发展的关键环节，逐渐打破企业边界，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网络化组织和平台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共享制造不仅推动了技术和资本投入方式的演变，同时还改变了企业的劳动投入方式，使共享用工成为企业用工方式的必然趋势。

 

竞争模式从企业间竞争转向生态体系间竞争。一是上下游企业加速构建协同共生的数字生态共同体，不同领域的企业根据自身的禀赋优势，以网络化的形式融入到整个产业集群和数字生态共同体中，扩大共同体中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二是中小微企业推动细分领域内竞争格局的加剧分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的中小微企业占全部企业的99.8%，贡献了全部企业全年营业收入的68.2%。中小微企业加速融入数字生态共同体，将促使细分领域解决方案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会加剧竞争格局的分化。

 

 

疫情期间大量消费行为从线下转到线上，促进了消费领域的商业模式变革，加速推动了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数字消费新业态的内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是电子商务等相对成熟业态中新模式的爆发，包括网络社区团购、智能物流配送、生鲜电商等；另一方面是仍处于成长期的新模式加速崛起，诸如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云娱乐、云旅游等。

 

数字消费的兴起符合一般的经济学逻辑：

 

其一，消费者在疫情期间增强了对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的沉浸体验，对网站、应用的偏好和粘性得到增强。

 

其二，疫情迫使消费者主动完成消费者教育。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集中学习行为，消费者掌握的操作技能成为存量技能，打破了新业态、新模式、新应用进行市场推广的“成本高墙”，用户渗透率得到系统性提高。

 

其三，数字消费与传统消费并非完全的替代关系，而且数字消费通过进一步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能够进一步扩大需求市场，并对传统消费产生带动作用。

 

目前来看，数字消费的发展将至少呈现出三个趋势性变化：

 

一是线下中小微企业的市场退出行为增加，大型企业加速进行线下业务整合，市场集中度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业组织结构持续优化。

 

二是用户进一步养成在线消费习惯，成熟期的数字经济业态规模将会持续扩张，成长期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将会加速多点爆发。

 

三是线上线下加速融合将是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线下企业并不会被完全颠覆，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和高质量的服务将成为重要的竞争策略。

 

 

由于复工复产之路困难重重，大部分企业意识到传统的线下管理在抗击风险中的缺陷，于是均开始推进远程管理，推动了数字经济时代的管理范式变革。企业经营管理全流程、全价值链环节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线上转移趋势，尤其是远程办公和云签约（电子合同）出现爆发式发展，供应商远程管理和客户远程管理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虽然远程管理在疫情期间迅速崛起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一些行业观察者担心，远程管理只是在特殊时期对现场管理无法发挥正常功能的替代。伴随着在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的陆续开展，以及现场管理重新回归支配地位，远程管理将会迅速式微。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如果进一步细细分析，却不尽然。

 

企业管理范式的核心理论是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企业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能够在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降低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远程办公的本质就是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在企业内部，通过远程办公等方式优化内部管理机制；在企业外部，通过云签约（电子合同）等方式加强与市场的互动；更进一步地，企业可以通过远程管理加强跨区域的全球协作，而不必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

 

因此，现场管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伴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和远程管理认知的加强，远程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所占的比重会加速提升，作为现场管理的有效补充，共同推动企业管理效率的提升。企业将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对各类冲击事件进行预测和情景模拟，加快制定可提高其敏捷应对危机的远程管理方案。

 

此外，企业管理范式的变革还将会扩大对远程管理平台和软件的需求，推动远程管理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企业将会探索更多管理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从而推动管理业务的云上迁移，促进经营数据和管理数据的云上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制造、数字消费、远程管理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是数字时代新兴事物，难免会与在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与工业经济相契合的监管制度产生摩擦。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扩散到各个传统部门，必将面临多个部门的共同监管。

 

因此，需要重视对数字经济新范式发展趋势的研判，强化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就业效应、外部效应等的研究。要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明确政府各监管部门对数字经济的监管空间与监管边界，明确监管标准，开放监管程序，提高监管透明度，增加对被监管者意见的回应度，加强监管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鼓励新业态、新模式的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