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数字经济对就业是机遇还是挑战，既取决于应对政策能否适应并推动技术变革，更取决于我国当前的劳动力要素供给情况。

 

数字经济对我国的就业机遇大于挑战。当前，我国正在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往往拥有更高技能。数字经济创新能力强、技术迭代快，与我国后发追赶、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方向一致，对就业的机遇远大于挑战。这也与实际观察相一致，数字经济带来了一系列新增就业机会，如近年来日益庞大的程序员群体。而这些高收入的新产业从业者也会间接带动其他就业岗位的增加，其中部分是原有岗位的结构性调整，比如从商场导购到电商直播；也可能是对原有产业的促进，比如外卖兴起推动了餐饮业发展，也创造了庞大的外卖员就业群体。当然，数字经济也会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和挤压效应。更加智能化的机器会进一步替代劳动，一些传统岗位会因为产业或生产工艺环节消失而减少或消失。从我国相对稳定的就业情况来看，当前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结构性调整，就业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

 

此外，数字经济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有助于劳动者技能和就业岗位更好地匹配。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市场分工及其劳动关系面临变革，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涌现。这总体上能够扩大并深化市场分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进而带来经济增长，最终将达到一个新的就业市场均衡。但从结构上看，并不是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从中获益，具有专业“垄断”技能的高技能劳动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低技能劳动者也会因为数字经济实现更好的人力资本配置，比如外卖小哥的收入可能远高于其在工厂工作的收入，但因其不具备“垄断”技能往往是“被”优化配置的。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应不断致力于创造更高技术水平的“体面就业”，建设一个更能发挥每个劳动者禀赋优势的、健全的就业市场。因此，必须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

 

“稳就业”需要分类施策。在数字经济发展阶段，就业政策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重点应是不同的。大方向应聚焦于不断创造需要更高技能的就业岗位和具有更强适应性的高技能劳动力。这一方面需要对新产业新业态实行审慎包容的监管，让其能顺其自然，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要改革教育和培训体系，扩大劳动者尤其是年轻人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范围、年限等，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根据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对于仍然大量存在的低技能劳动者，还必须通过政策法规对其最低保障进行兜底。这种兜底行为提高劳动者福利的同时，也必然会提高企业成本，这一方面倒逼了企业通过不断研发新技术、创造新模式以替代低水平就业，从而在整体上提升全社会的技术水平。同时，也需要通过税收、就业等一揽子政策予以补助，以降低企业负担。

 

最后，数字经济改变就业结构，提升生产效率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必须是统一的、自由的、竞争性的。因此，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少对劳动者从业的户口、地域、编制、职称、职业资格等认证，在必须认证的资格中统一标准，优化自由执业、多点执业相关规定，破除就业市场的制度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