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公共政策尚处于全球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而其应用特别值得中国自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过渡中财政治理的重视和探讨。在传统公共政策对高度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范畴内进行有效认识的基础上，行为公共政策推动了公共政策在人类行为实践范畴内的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使之更贴近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在现阶段已有的探讨中，它致力于推动公共政策更顺应人类的行为选择习惯，更有效地回应现实世界的真实运转，实现在不提升财政成本的前提下，让传统政策效果和效力得到更好的发挥。行为公共政策在当下全球范围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和理论里，实际上它已经开始应用到政府的公共政策实践当中去。正如理查德·塞勒所言，撰写《助推》的初衷之一是在不需要任何人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它便能提高政府决策的效能和效率。

 

 

第一，行为公共政策理论认同政府作为或主动作为。行为公共政策是基于行为经济学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探索。与主流经济学所聚焦的领域——探讨政府的角色究竟应该遵循市场自由主义，还是遵循社会民主主义——从宏观层面探讨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十分不同，行为公共政策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行为公共政策并不过多地探讨政府是否应该在经济社会生活当中发挥作用，而是在默认政府不可或缺的基础上，更多地探讨政府应当如何能更加有效地利用政策工具，实现治理目标。

 

第二，行为政策追求温和的家长制。行为公共政策理论不偏向市场，也不偏向政府，而是试图开辟一条新路径，介于市场自由和政府规制之间。如果将偏向市场的政策主张认定为维护市场机制自主发挥作用，而将偏向政府的政策主张认定为维护政府对各个市场主体的行政限制，那么行为公共政策理论则更加强调“温和家长制”，不是完全放手，也不是去强制市场主体达到某种目标，而是通过以公共政策有效减少错误决策来引导市场主体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第三，行为政策以人类为研究基础。在行为经济理论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往往是“经济人”和“人类”一对名词，所以行为政策更多基于实际情况，而不是其他假设。正因如此，行为公共政策理论能够有针对性地从较深层次发现不知不觉的成本升高，并试图探寻有效的解决路径。许多经济学政策主张都注重“成本-效益”分析，但是这些分析与行为公共政策相比呈现出更为表面化的特征，因为有些行为是随着个人不知不觉的错误决策而产生的，这些行为一旦涉及到社会总福利层面，政府都难以避免要为其负面效应买单，从而导致财政支出的增加。行为公共政策理论有助于政府更有效地发现这些不知不觉产生的错误行为，从而通过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有效矫正，从而实现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第四，行为公共政策理论揭示的“不确定性与成本”悖论。在现实中，当我们选择遵循某件事情发生的自然概率时，可视为没有政策成本；当选择提升某件事情的概率，同时降低不确定性时，相应政策成本开始出现并逐渐增高；在某件事情的概率得到提升的过程中，相应政策成本追加的边际效益也在降低，也就是说，这一概率越接近100%时（但不会达到），同样的政策成本花费所能够达到的提升确定性的效果就越小，提升会越来越难，花费却越来越多。此时，如果继续执着于降低不确定性，那么就有必要思考这种花费究竟是否值得。我们认为，以上论述就是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分析英国政府应对“猪流感”相关公共政策成本的基本逻辑。

 

第五，行为政策更注重且有能力注重政策细节。行为公共政策更关注政策细节，并且可以帮助政策细节更加有效。面对同样的政策目标，如果公共政策的类型、作用路径、目标群体等政策细节不同，那么可能花费的成本也不同。同样的一项政策，如果作用环节等政策细节不同，那么可能达到的政策目标也不同，同样花费的成本也不同。政策与目标之间往往有差距，或者说，政策目标往往会偏离预期，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政策细节的把握不足。而这种不足往往很难通过提高重视程度来达到，而是需要通过有效的手段来达到。行为公共政策是为政策细节提供有效路径的理论基础之一，能够通过运用对个人行为、群体行为的研究成果有效优化政策细节。

 

 

基于行为政策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践的多个案例，我们可以将其实践原则总结为四个具体方面。

 

第一，适时原则。对于公共问题和公共风险应对中产生的公共政策，应当在传统政策的基础上更强调适时原则，包括：在传染病产生的最短时间内着手进行控制，既要避免侥幸放任心理，又要防止出现过度行为推高财政政策成本；在合适的时机释放政策目标，正如在农民手中有钱的时候进行化肥使用的推广，比例行财政补贴要更有效；有一些预判可能会形成固化不良习惯的行为，政策需要在这种不良习惯形成之前就进行有效干预，正如对健康进行积极管理，能够实实在在降低财政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压力。

 

第二，有效吸引原则。能够在视觉上第一时间引起注意的，可以是颜色区别度更高的信封，也可以是更鲜亮的垃圾桶，都会对政策目标的达成提供帮助。在这种吸引力成功后，还能进一步表现出针对政策客体的个性化信息，那么推动性会更强。

 

第三，社会性原则。行为政策的实践表明，利用社会心理中的从众原理，可以实现对政策实现的正向激励。

 

第四，简明原则。行为政策的实践表明，当政策描述是通过清晰的表述以及直观的简单内容呈现时，更容易达到目标。

 

就我国当下形势而言，我们认为，可积极考虑和继续深入探索，如引入行为政策助力财政政策加力增效，充分利用摩擦成本来有效推进结构性调整，通过提升政策吸引力来实现不增支提升政策效力，通过描述性社会规范切实落实花小钱办大事，引入行为政策提升传统政策质量等，可将行为科学原则融入我国财政治理政策设计中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