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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英杰:COVID-19疫情背景下的总需求冲击、经济波动与我国政策应对

行政管理改革 / 2020-07-31 10:24:16
文 | 杨英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 |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7期
行政管理改革 图片来源于网络 转载请注明出处
 
摘 要
 
本文基于对总需求冲击在宏观经济波动中的长期非中性的理论,对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波动做了基本的描述和分析,并就我国如何在短期和中长期应对总需求冲击提出了建议。本文认为短期的救助措施不可或缺,但长期的以提高供给质量为核心的政策措施,比如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资,以及加速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COVID-19疫情背景下的总需求冲击、经济波动与我国政策应对
 
COVID-19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更多地表现为需求的急剧萎缩,属于需求侧的重大扰动。这一重大扰动的特殊性在于其诱因的特殊性,即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所致。Hirshleifer通过分析 14 世纪西欧的“黑死病”疫情,详细探讨了突发灾害事件对宏观经济的短期和持续影响。此次疫情使人类的衣食住行皆遭受限制,陆海空交通一度几乎中断,第三产业受到重创,波动渐次蔓延至第二第一产业,最终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受损。需求的缓慢恢复、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全球产业链态、供应链态的重塑,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
 
本文首先概览总需求冲击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定位,然后分析当前全球经济特别是实体和金融在总需求冲击下的状况,最后提出我国应对之策的相关建议。
 
一、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总需求冲击
 
在现代增长理论的主要开拓者Harrod的开创性文章中,总需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凯恩斯主义更是强调需求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中的核心地位,比如Robinson(1962)和Kahn(1959),Sen(1970)和Wan(1971)在他们的著作中亦作如此认知。后凯恩斯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也建立了总需求决定增长的模型,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率可以通过增加总需求来提高,例如,增加政府开支。然而,这些模型在肯定总需求的同时,似乎抛弃了总供给,而这恰恰与主流增长理论家所钟爱的总供给因素决定长期增长的观点背道而驰。
 
在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中,总需求和总供给相互作用决定经济的短期表现,但当涉及到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分析时,总需求则退出舞台,由总供给单方面决定增长的结果。比如早期的新古典主义(Solow, 1956))形式,以及后期的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形式,都同样忽视了总需求。总需求的变化只是会导致产出趋势的暂时偏离,而这种趋势完全是由供应因素决定的(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技术进步),因此GDP是“趋势稳定”的。在真实的商业周期文献中,可能会出现持续的偏离趋势现象,但这通常被解释为意味着供应方面的因素如技术的冲击,在经济波动中起主导作用。因此,对于总需求冲击是否会对产出和生活水平产生长期、不可逆转的影响,正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Dutt &Ros,2007)。这些理论试图表明,在长期均衡中,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供给侧因素。他们没有在分析中引入总需求,假设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所有的储蓄都用于投资。因此,对于主流宏观经济学家而言,总需求只与短期和周期研究相关,而与增长研究无关。其明显原因是,市场机制解决了长期失业和总需求与供应总量偏离的问题。
 
概而言之,在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中,总需求决定增长,忽视了总供给的作用;而在新古典主义和新增长理论的主流增长理论中则没有总需求的位置。当然,也有学者一直在做二者的融合工作,试图建立一个综合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增长模型。比如Cornwall(1972,1977)、Palley(1996,2003)从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Martin & Rogers(1997)、Blackburn(1999)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都在做着综合的工作。Dutt(2006)非常正确地批评了主流增长理论完全忽视总需求的作用,认为除非对技术变革的本质做出极端假设,即技术对需求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响应,总需求扩张的影响将是有限的或完全无效的。但事实上技术的内生性,允许总需求(投资需求的外生变化或政府政策的变化)在长期影响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收入分配的改善通过低收入阶层边际消费的提升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对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在意外的危机比如此次疫情发生时,必须重新考虑提高储蓄率和削减政府赤字以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效果。因为通过减少总需求,这些政策的效果很可能会抑制长期增长。还有,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紧缩财政和货币稳定政策很可能产生长期的压抑效应,从而加剧危机本身的影响。当然,我们强调总需求的作用,也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能够可以通过扩大总需求来无限期地实现增长,这就需要考虑供给方面的因素,比如技术变革的响应能力。
 
虽然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曾经意识到在他们的理论中忽略了总需求对增长的作用,但主流增长理论即使是承认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作用,总体上还是不承认需求冲击的长期性影响,即认为需求冲击长期来看是中性的。
 
Blanchard和Quah(1989)在他们的开创性论文中提出基于总需求冲击对产出没有长期影响(即总需求长期中性)的假设,来识别需求和供应扰动。然而,总需求冲击的长期中性假设并非毫无瑕疵。Blanchard和Quah自己也提出了关于这种假设可能不正确的担忧。通过资本积累或边做边学,需求扰动可能会对产出产生持久的影响。最近,Keating(2013)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体中,总需求冲击对产出具有长期影响。作者还总结了一些需求冲击对产出产生永久性影响的理论,包括货币的非超中性、长期财政政策效应和劳动力市场的滞后效应。其中一些理论,如Tobin(1965)发现总需求对产出有积极的影响。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如Dornbusch和Frenkel,(1973),Baxter和King(1993)得出的结论则是,需求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可能是模糊的或负面的。最近,Chen和Netšunajev(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需求冲击可能导致产出的永久性积极变化。作者虽然没有研究消极的需求冲击是否也有可能导致产出的永久性消极变化,但既然需求冲击的非长期中性特征存在,消极冲击对产出和就业的长期副作用也不能不考虑。
 
我们赞同Fazzari等人(2013)的观点,作者认可如果不扩大供应,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但在提出的模型中,需求几乎在所有时间点都驱动着增长。第一,实现充分就业是一个长时段的任务,而在这段时间之间的任何地方,增长路径都是由需求决定的,供给侧(如技术)决定的是经济增长的上限。第二,增长路径波动的区间基本上是由需求决定的,因为它的区间下限来自简易的凯恩斯乘数原理。第三,虽然在作者的简单模型中,供给侧路径假设是外生的,但现实中是实际需求所决定的经济表现,而不是充分就业,会对供给侧产生影响。即使是在偶尔实现的经济周期的高峰时期,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以及生产率很可能取决于需求决定的经济绩效——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经济体系是低于充分就业的。
 
所以说,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等所谓正统增长理论,其背后都存在两个主要假设,第一,在总需求冲击之后,经济会收敛到其“正常”增长路径;第二,这种“正常”增长路径不受总需求冲击的影响,而是由其背后的实际因素如技术所决定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及其代表(Prescott,1983), Dutt和Ros(2007)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总需求冲击之后,即使经济一开始就在“正常”轨道上,它也可能无法回到“正常”轨道。
 
总需求冲击的研究一般放在扩张性冲击方面,就业不足时,可以使经济从低水平均衡状态迁移至高水平均衡状态;即使就业充分,如果有内在的技术变化,总需求的扩张也可以导致产出的永久性增加。当然,大规模的总需求收缩(比如此次疫情所致)可以使经济从一个高水平的均衡状态转向一个资本存量和产出较低的均衡状态。如果一种冲击因素在短期内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否认其在长期中的作用,认为其应是长期中性的观点,无论理论上多美,现实中总是会碰壁的。我们强调某种冲击因素的长期中性,是希望尽量剥去这种因素的人为外衣,回归其自然本性,任由那只看不见的手去操控,去实现经济的自动和谐。我们以为,那些更为现实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在讨论长期增长时,认为总需求问题应该放在中心位置,而不是像在有关增长的标准理论、经验和政策分析中经常出现的那样,被归入研究中短期波动的范畴,正是要不仅仅检讨总需求冲击的人为力量的存在价值,也是要在出现纯自然因素所导致的总需求冲击发生时,我们的政策干预应该放在如何能够使经济力量(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表现得更为中性。
 
二、总需求冲击下的世界经济波动及应对举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这场由COVID-19引发的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最终影响,以及复苏的时机,都非常不确定。报告指出,这场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从实体部门看,全球33亿就业人口中约81%受到全部或部分工作场所关闭的影响,全球汽车、航空业收入降幅超过40%。世贸组织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将萎缩13%至32%,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已较2008年初下跌90%。从国际投资看,疫情减缓了企业的投资与扩张,联合国贸发会预测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下滑30%至40%。
 
截至5月10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396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27万例。美国更是重灾区,累计确诊病例超13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7万例。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面临衰退。从供给端看,企业面临经营受阻、停工停产、产业链断裂;从需求端看,疫情防控需要封城封国,居民足不出户,需求大幅下挫,股票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哀鸿遍野,特别是国际油价暴跌,能源价格在2020年第一季度下降了18.4%。在流动性匮乏重压之下,黄金价格亦是“跌跌不休”。全球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史无前例的下滑幅度反映了实体经济的步履维艰。
 
4月14日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收缩3%,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GDP分别下降5.9%、7.5%和5.2%。为防止出现经济危机,各国纷纷出台刺激性财政政策,截至2020年4月14日,在宣布实际直接财政支出的37个国家中,G7国家占75%;中国占11%;剩下的24%由29个主权国家分享。
 
这次疫情对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次重大考验。最近几个月,新兴市场遭遇了由避险情绪引发的前所未有的资本外流。不过,新兴市场并没有面临普遍的国际收支危机。总体而言,在危机爆发前,主要新兴市场的经常项目赤字处于可控范围,资金主要来自外国直接投资和适度的外币债务。只有个别国家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如阿根廷和土耳其。这些都为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冲击而采取积极主动的财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在总需求急剧萎缩的冲击下,为维护市场稳定,世界各主要国家央行配合财政刺激政策也频频出招。COVILD-19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动荡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原因迥异,但各中央银行的行动却异曲同工。初期不断蔓延的疫情对商业活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人们的预期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极大不确定性,导致全球资产价格下跌,促使投资者抛售高风险资产,这些风险资产的出售进一步推低其价格,降低了潜在借款人的净值,使得放贷机构不愿向信用较差的借款人放贷,此时金融市场的状况与2008年类似。如果此时央行不出手阻止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所形成的恶性循环,金融市场的动荡将很快波及到实体经济,后果将极其严重。
 
各国央行纷纷通过降低借贷成本为商业经营提供短期信贷,吸收信贷风险,降低长期借贷成本,已阻止可能出现的恶性循环,维持正常的商业和信贷活动。最近几个月,特别是美联储大举降息,实施无限量化宽松政策、重启购债行动,虽然后续美国政府提到会降低购债频率,美国政府的这些举措主要用以维持信用流动、支撑企业与家庭信心,试图抵消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经济冲击。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也是采取降息和购买资产行动,日本虽然降息空间有限,但通过资产购买计划,其购买规模和频率丝毫不落于后。
 
央行的资产购买行为虽然增加了市场流动性,但相较于市场的需求来说,特别是短期贷款市场仍然吃紧。于是,央行借贷便利计划也成为一种可用的工具。除了重启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一些借贷措施外,美联储4月初宣布,在疫情期间提供高达2.3万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向市政当局、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贷款。对于企业部门,一方面,实行税收减免优惠,另一方面,向大企业提供约5000亿美元贷款和贷款担保,设立约3500亿美元小型企业基金,小企业如果不裁员,有机会不用偿还贷款。对于居民部门,直接支付现金超2500亿美元,扩充失业保险约2500亿美元。对于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将获得约15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联邦政府将进行超过3000亿美元的直接支出。英国央行重启了一项为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定期融资计划(TFS),其中还增加了面向中小企业的定期融资计划。欧洲央行还将非金融贷款列为优先处理事项,还通过扩大长期贷款计划(TLTRO III),激励银行向企业和家庭发放贷款。日本央行的措施包括两项,一项是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另一项是确保回购市场稳定。
 
从实际操作来看,各主要经济体央行应对COVID-19的政策范围和实施速度已经达到或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中央银行通过降低利率、购买资产、建立贷款计划,乃至修改金融法规,来支持金融市场以期将长期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Bashar(2012)的研究表明,衰退通常源于不利的总需求冲击,比如突如其来的需求紧缩,而衰退的持续本质上取决于需求冲击如何影响经济。如果需求冲击不影响供给方面,只对就业和产出水平产生暂时影响,那么即使没有实现任何需求管理政策,我们预期经济可能会迅速复苏。但如果最初的需求冲击引发了一些供给方面的冲击,并间接影响了长期的总供给曲线,那么经济可能会受到衰退的长期影响。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各主要研究机构普遍预计全球经济将会有一个V型反转,大都认为此次疫情冲击可能仅限于需求方面的短期冲击,没有影响到实际的供给潜在能力。
 
鉴于此,我们的政策切不可用力过猛,既有应对短期经济下滑的急就章式的策略,亦应更多地从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提出相应的政策。
 
短期来看,通过财政补助方式,如消费券、现金补贴等形式直接发放到家庭、个人,促进个人、家庭消费能力的提升。Bai et al.(2015)的研究指出,家庭的购物努力带来了更高的产出和可衡量的生产率。当需求高时,家庭在商品市场上投入更多的购物努力,导致更大的产出、就业和衡量的TFP。Bai et al.(2014)运用美国1960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购物方面的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需求冲击占产出波动和索洛剩余量的97%以上,而真正的技术冲击只占这些波动的不到2%。另外,通过财政税收和相关金融政策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进行紧急救助,对于稳经济保就业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Cai和Li(2013)证明,在突然的负需求冲击下,当企业破产产生足够大的连锁效应且固定成本较高时,应该对破产企业进行救助。作者的模型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其中的道德风险。虽然如此,分门别类、因企施策,向企业进行紧急救助对于稳定社会预期极为重要。
 
为应对此次疫情所带来的紧缩性需求冲击可能产生的长期不利影响,我们更应该立足长远放眼未来,使得我们的政策实施更具历史性价值。我们认为,以下两个方面最为关键最为紧迫。
 
(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目前来看,主要是以新基建为亮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一马当先,在以投资重启经济的过程中似乎要发挥顶梁柱作用。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强调“加快发展5G 商用步伐、推动发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区别于传统“铁路、公路、机场”等传统基建项目,主要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方面。
 
2020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新基建”的建设。比如,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再次强调,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实事求是地说,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新基建终将取代旧基建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但在短周期的视角下,考虑到财政空间、政策时滞、稳增长目标,新基建尚难以接过稳增长的大旗,传统基建以及基建补短板极有可能仍是后续的政策重心。有研究表明,人均GDP水平越高的地区,对基建的依赖度越低。以2017年的数据看,如北京、上海、广东的基建占GDP比重分别为8.4%、6.5%、9.6%;人均GDP水平越低的地区,对基建的依赖度较大,如西藏、青海、贵州等地区的比值分别为88.3%、60.1%、47.8%。对于三、四线小城市而言,囿于技术水平、资本存量、产业结构以及居民消费偏好等,旧基建对托底经济以及促进经济增长的意义相对较高,强推新基建可能反而不利于该地区的产业链循环以及经济增长的稳步推进。鉴于此,在新一轮刺激经济措施出台之后,“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之谑语,殆亦非过当之论。
 
中央提出“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涵盖了经济增长的全链条。我们以为,其最终指向是“稳民心”。此次经济下滑之挑战应对之策出台背景,大异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所面对之形势。其相异最大端者恐在于疫情暴发后所暴露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短板,与民生需求日益高昂(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体现于日常生活生存之就业、医疗、教育、住房诸方面之匮乏)之间张力之强大前所未有。所谓“ 稳民心”之措施者无他,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集中力量做好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统筹做 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应该是对我们的投资方向所提出的要求。投资的目的是提升未来消费的空间和质量,同时也能够起到刺激当下经济的作用。能够把二者完美结合起来的项目,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民生工程,加之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投资方向正确与否,投资结构优化与否,不仅关乎经济增长指标之高低,更关乎人民是否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关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乎民心之向背。如所言不虚,我们的投资“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比如教育,教育的均等化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乃至同城不同区之间,差异甚大。此次疫情的发生,空中课堂、智慧教育的及时补台,让我们看到了弥补教育公平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可能现实路径。5G网络亟需加大投入,这一点市场完全可以做到,政府仅需投入引导性资金如财政贴息及税收优惠等政策,即可以实现四两拨千斤之作用。欠发达地区教育所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之资金,可采取多种市场化手段,特别是采取定向中小微企业、高科技企业之政策,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完全可以把资本的逐利性和教育的长期性结合起来。通过采用统一教材、名师统一授课,可以实现贫困地区特别是交通不便地区学生和大城市学生接受同样教育资源的目的。果如此,“择校费”“择校生”“学区房”现象恐怕也会慢慢消失。
 
除了国家教育经费要继续向贫困地区倾斜、向基础教育倾斜、向职业教育倾斜,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办学条件,对农村贫困家庭幼儿特别是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爱之外,借力抗击疫情,国家专项债也要强制有一定比例面向教育领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他还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扩大投入,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
 
同样的还有医疗。医疗短板在此次抗疫中也非常突出,无论是医疗设备还是基本的医用口罩、防护服等,以及医护人员比重、医院,都显得捉襟见肘。医院的建设、医疗设备的购置、医护人员的培养、远程诊断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医保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农村居民医保待遇的提升亦应于此紧要时期出台相应的制度措施,宁可减少旧基建的投入,也要把投资结构的优化和投资效率的提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美国有关智库也建议美国要抓住这次疫情的机会,加大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此推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其认为,2009年的大衰退很大因素是没有进行基础设施的投入所致。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投入,预计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2020-2029年年均增长将比有基础设施投入的增长降低0.3个百分点。有基础设施的投入,则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7%,若无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则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降至1.4%。
 
教育和医疗皆为人力资本之核心构成,而人力资本对一国经济之极端重要性当是不言而喻的。Madsen和Murtin(2017)采用横跨1270—2010年的英国经济数据,对英国经济率先突破马尔萨斯式增长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教育是推动英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过去740年英国的年人均GDP增长率是0.5%,教育贡献了其中的59%。作者认为,即使是制度因素也可能是通过影响教育或创新,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累积是推动人类社会跨越经济增长各历史阶段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
 
当前,我国已经跨越了马尔萨斯式增长陷阱,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阶段或者称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创新型国家战略随着社会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而日益得到重视和实施,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也更为凸显。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人力资本和学历教育的需求差异较大,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发展正处于自主创新这一阶段,加大对创新人力资本的投资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当然,鉴于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较大,东中西地区人才需求存在阶段性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区别对待,将资金投入到人力资本最薄弱环节、最吃紧处,实现教育投资、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除了教育和医疗,还有住房等民生基本问题,涉及到人的生活质量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业是民生之本,但就业的目的还是为了有一定收入以实现个体的、家庭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在当前不确定性依然较大的情形之下,我们以为,创造就业具有紧迫性,但通过增加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大力度投资这一“曲线救国”形式,比如,可以专项增加对贫困线以下家庭婴幼儿营养补助、中小学教育补助、食品补助,以及对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的定向职业培训等,使得个人投入、家庭投入能够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即使是就业率不能马上得以提升,直接收入不能马上增加,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一定能够实现。
 
(二)推动要素资源市场化步伐
 
2020年下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济体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质量也不断提升。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等等。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功夫。
 
转变发展方式,其目的在于实现从以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转变,引发质量变革。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朴素定义,生产要素就是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东西。现在看来,主要包括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管理、数据等。概而言之,生产要素主要分为人力资本要素和非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要素,技术、知识、管理可以纳入人力资本要素,土地、资本、数据等可以纳入物质资本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对国民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功不可没,而如今多面临瓶颈约束: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使得过往依靠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红利退去,实体经济转型不够导致高杠杆风险堆积;独生子女政策又致数十年来国民储蓄率高居全球,资本边际收益日下,已是学界共识;资源过量开采引发生态环境触及底线,保护生态这一发展的“生命线”已刻不容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关键处,在于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要求,遵循经济规律,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
 
市场的最大功能是发现价格,如果要素价格统一由某一主体(人或机构)决定,那么市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计划经济的彻底失败,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了市场的力量。如果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则市场不是完整的,而是局部的、割裂的,由此局部的、割裂的市场所决定的价格必定是扭曲的,扭曲的价格这一温床所滋生的市场寻租规模的扩张会极大损害经济社会的公平公正,其对创新的阻碍也是显而易见。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此次疫情导致国内大量中小微企业倒闭,一方面是需求端的急剧萎缩所致,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由于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严重缺失引发交易成本(如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导致产业结构长期无法自然升级进而陷入一种产业结构的长期“低端化”。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之举。总说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其实融资难是主因,要素市场化条件下,不存在要素“贵”的问题。借此抗“疫”时机,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应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在一定幅度提高居民储蓄利率的基础之上,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降准降息必须有提升存款利率之举措相配合,庶几无经济滞胀之虞。与此同时,要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特别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大中小合理分工的银行机构体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放宽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推动信用信息深度开发利用,增加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还要不断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尤其要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推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对那些欺诈发行的上市公司以及相关的保荐单位、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严刑峻法,绝不姑息。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把储蓄率和投资率对经济起飞的影响看得极为重要。在经典的索罗模型中,只要保证资本积累,所有的国家无论其初始的人均收入存在多大差异,都最终会趋于收敛,但全球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则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内生性,试图摆脱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创新的黑匣子难题。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North,1989)所指出的:“我们列出的因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不是增长的原因,这些是增长本身。”新近兴起的以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制度增长学派认为,以规则、规章、法律和经济政策等为代表的制度,是经济增长和跨国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投资对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激励。
 
要素市场化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辅之以完善产权制度,努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构建一个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主体是创新型企业,要素市场化之所以能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就在于实现了生产要素面前人人平等。不是通过不平等竞争,要素价格的双轨制等,来实现企业的超额利润,而是在竞争公平的氛围之下,企业通过自身的力量竞争生产要素,配置生产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这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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