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低工资成本看作是廉价生产的基础相反，美国学派却认为，高工资才是廉价生产的标志，而这种廉价生产则来自于物化于机器和人力资本之中的科技进步，因此，落后的发展中大国要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就必须保护科技创新机会窗口大的、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并在国内为之创造广阔的统一市场，这不仅可以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发展，而且也将使劳工通过分享科技进步的成果使其工资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而工资的提高反过来又刺激了更进一步的科技进步，通过这种循环累积因果的良性循环过程，直到该国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之时，它才能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战略。恰如赫德森所指出的，“正是这些（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制定了指导美国工业、农业和商业政策的大政方针”，美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按照美国学派的理论而崛起的。那么，美国学派是怎样论证这种经济学逻辑的呢?

 

　　美国学派这种经济学逻辑的理论基础是其与众不同的资本概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视为价值理论的附属物，因而把资本主要看作是表现为物化劳动形式的一种成本;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说，资本则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虽然资本被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表现，但其资本概念仍然是金融性的，它被用于雇佣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并在其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之上加上毛利进行出售。对于这两种经济理论而言，资本总是尽量使工资成本最小化。然而，对于美国学派来说，资本并非仅仅是物化劳动或者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还是一种自主的生产要素，这也就是说，它可以替代劳动力作为原始工作的一种提供者，19世纪20年代的雷蒙德认为它可以完成人力无法完成的工作，例如使产品绝对一样，因而可以进行零部件互换的大量生产;1853年帕申·史密斯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手册》则认为它是激发自然生产力的唯一要素，正如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资本正在替代由体力劳动所从事的许多工作一样，能量密集型的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据此，美国学派提出了一种从生产力而非简单地从财务成本或价值的角度看待资本的资本理论。

 

　　美国学派认为，正是国家间能量密集型的资本生产率差距的日益扩大导致了富国愈富和穷国愈穷的现象。在19世纪早期，许多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正在替代劳动甚至替代土地，但只有美国学派突出地强调了这种替代对国家竞争力的深刻影响。按照美国学派的看法，如果使用机器的甲国资本的生产率是乙国体力劳动生产率的几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甲国的工资水平比乙国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那么它所生产的产品的单位成本以及产品价格仍然可以比乙国更低，因此，正是资本使得甲国的高工资劳动力在价格上可以比乙国的低工资劳动力更廉价。由于生产率收益超过工资收益，所以在甲国，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资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刺激资本的替代，从而将进一步提高资本生产率，而且由于高工资，劳动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从事更高端的知识性工作和建造生产率更高的资本货物，从而甲国可以在高生产率与高工资率之间形成一种正反馈的良性循环。由于资本日益地跨越国界与劳动和资本展开竞争，所以，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当甲国的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越快，没有使用高生产率资本的乙国就会越来越远地被甩在后面，其低级形式的劳动及其资本在国际竞争中将日益变成无用的废弃物，乙国将因此陷入低生产率与低工资率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为了阻断这种恶性循环，美国学派认为，乙国必须对工业资本投资实施关税保护。

 

　　美国学派的上述思想在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于1791年提交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就有所萌芽或体现，但是，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繁荣之中，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工业需要保护，因此，汉密尔顿的思想就被束之高阁了。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禁运和战争所导致的对外贸易的“中断”迫使许多大贸易商和资本家不得不把资金投资于工业，美国的民族工业才得以诞生和发展。但是，结束美英战争的《根特条约》在1815年2月生效后，此前七年间培育美国民族工业的“闭关锁国”时期就此结束了。大量的廉价英国工业品汹涌而入，美国工业资本面临着被剿灭的威胁，这导致了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运动的高涨。马修·凯里把汉密尔顿的思想重新引荐给了美国新一代民族主义政治家，美国学派因此而诞生，并被辉格党和1854年之后的共和党作为竞选和施政纲领的指导思想，支配了美国从1865年到1894年狂飙突进的工业化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因此，美国经济是在铜墙铁壁般的关税保护之下崛起的：1816年(35%)、1820年 (35%-45%)、1828年(50%)、1875年(40-50%)、1914年(44%)。

 

　　为什么关税保护是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呢？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她的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要比英国落后许多，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高效率的英国工业必然要淘汰掉低效率的美国工业。因此，关税保护就成了必然的选择。饶有趣味的是，关税保护对于当时的美国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美国无论是工人的工资还是工业的资金成本都比英国高。显而易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美国的工业将无法生存。如果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工业的建立和生存完全就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是，既然报酬递增的工业对美国人民的福祉具有不可质疑的重要意义，那么，即使条件不利或者没有条件，美国学派也决心为美国工业的生存、发展和腾飞创造条件。关税保护就是为之创造的这种条件。但是，在关税保护之下建立起来的高工资和高资金成本的美国工业的生产率在没有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之前，必然是没有国际市场的。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工业只能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较老的国家供给一个大市场，而必须在国内创造市场，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因此，为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生产活动创造国内市场并严格保护这个市场就成为我们理解关税保护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了。

 

　　关税保护对于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通过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提供相互有保障的和稳定的市场，避免国外经济周期特别是经济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和破坏性影响，实现独立自主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平衡增长的战略目标。美国关税保护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是希望通过建立国内工业和城市化为美国农场和种植园产品提供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内市场。亨利·克莱在1824年提出“美国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发展现代工业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他指出，国外对美国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缩所导致的“农业收入的恶化只有靠培育国内工业才可以抵消，把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引导新移民)到城市工业，为农产品创造国内市场”。而马修·凯里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榄枝》则强调了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互相依赖和相互提供市场的重要性，提出了保护性关税的“国内市场(内需)说”，这一观点很快就得到了国会议员乔治·梯比斯和安德鲁·斯图尔特在国会的大力宣传。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专利局农业处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对美国经济崛起的这种“国内市场(内需)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美国学派看来，关税保护是美国工农业之间乃至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协调和相对平衡发展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上述资本生产率理论、保护性关税和国内市场的政纲，美国学派对把美国发展成为一种没有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所谓“新文明”充满希望。他们认为，由于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能量的日益增长，资本增加所提高的生产力要远远大于劳力成本的增加，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的经济剩余，而且也把劳动力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而不断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工业化不能基于剥削劳动力，而是要以资本驱动的科技进步开发大自然，并由社会各阶级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据此，亨利·凯里提出了著名的“利益和谐论”。亨利·凯里认为，资本的价值是由其再生产费用所决定，由于技术进步，资本的再生产费用将不断减少，因此资本的价值也将降低，而劳动的价值则将逐渐提高，这是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和社会各阶级利益达到充分和谐的基础。由于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资本的生产率所决定的，而高工资则是与更高的资本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美国工业落后的情况下，美国只能通过关税保护推进高生产率的工业资本投资，才能使资本家和工人分享由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生产率增益。换言之，关税保护是资本和劳动之间利益和谐的关键。

 

　　同样，关税保护也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利益和谐的基础。亨利·凯里指出，如果美国不进口外国的工业制成品，农业依靠国内工业和城市化为其提供的国内市场，那么，在这些部门之间将取得平衡的增长;但如果允许自由贸易，制造业就不能得到发展，而农业也就无法在需求充足的条件下以可接受的价格出清其市场，工农业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和良性循环的利益格局。总而言之，只有在关税保护之下，美国才能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建立起利益和谐关系，从而避免重走英国和欧洲大陆以降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生活标准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因此，美国学派认为，只有通过高关税保护，使美国经济与英国经济脱钩，冀希望于国内市场而非着眼于海外市场，美国才有可能摆脱对英国的依附型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亨利·凯里甚至认为，对外贸易对美国来说不仅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这种自给自足的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经济的崛起，为美国内向型工业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指导。

 

 

　　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亚当·斯密在其出版的《国富论》中规劝美国不要涉足工业制造活动，“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就没有制造业。……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⑦]但是，美国学派却认为，尽管美国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在农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如果没有抓住能够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生产率占优的工业部门(其地位在当时相当于今天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业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那么，美国就将无法与西欧国家竞争;而美国工人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和人口稀少所享有的高工资也就不仅得不到持续增长，而且连维持也是不可能的;美国只能在国际分工中仍停留于“担水劈柴”的地位上，耗竭她的土壤和矿藏，破坏它的生态和环境。

 

　　实际上，19世纪美国学派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深谙英国是如何通过关税保护等人为手段培育原本就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部门，从西欧一个贫困的“边陲国家”崛起为工业化强国的。因此，他们坚决拒绝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融入世界经济，拒绝外国直接投资，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在外交上奉行“门罗主义”，在经济上实施具有孤立主义特点的高度保护主义，对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置之不理，在南北战争之后，通过重构要素市场和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创造了它原先并不存在的高端产业的绝对优势，通过开发丰富的自然资源，领导了资本和技术更加密集的第三次(1875年开始)和第四次技术革命(1908年开始)的浪潮。当时的美国人并没有想着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超越英国的工农业帝国，他们只是为了躲避英国霸权的侵扰和剥削，但到1914年时，美国却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农业强国。只有到这时，美国才改变了孤立主义的国策，转而谋求世界经济霸权。美国经济几乎完全是按照美国学派的理论而崛起的，这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发现美国学派有关大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学逻辑的重要原因。

 

　　阅读本书，我们不得不对美国学派的许多先见之明而感叹。例如，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和著名政治家和亨利·克莱早在1824年就指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培育实用的、机械的和制造工艺优势的国家必将在力量上是优异的，并能保持这种优势地位”。这么早就有科技立国之思想，美国焉有不崛起之理?又如，帕滕警告说，如果美国人不采取一种新的和坚韧的新教徒伦理，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经受不住使得罗马、法国和大英帝国衰落的相类似的纵欲主义和奢华;美国学派成员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就对出口导向型农业如何导致了土地肥力的枯竭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计算出了由此所产生的得不偿失的生态和环境成本，从而否定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考虑到近十多年来廉价商品出口导向型经济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迅速耗竭，难道我们就不悲叹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把贸易的潜在成本转嫁给子孙后代是大宗低端产品出口型经济的通例。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学派的资本和经济发展理论实际上是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在1928年提出的“迂回生产的经济”的先驱。阿林·杨格认为，“报酬递增的主要经济是生产的资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经济……”。对于杨格来说，所谓资本化实际上就是指使用机器的迂回生产，而迂回生产则是指两个方面：第一，密集地使用资本货物的生产(生产率提高的基本原因);第二，由于资本替代劳动，产业链条将越来越长，“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在初始要素与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门化等生产部门”，正是经济的资本化和迂回生产推动着产业结构的不断高级化和知识生产部门的日益扩大，而被机器替代下来的劳动力就不断地从产业链低端的工作转移到更高端的知识性工作。由于替代了廉价体力劳动者的机器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者来操作、设计和建造它，因此，帕申·史密斯和他同时代的美国学派其他经济学家发展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只有高工资才能使工人负担的起越来越高的教育投资，从而适应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要求。

 

简言之，美国学派提供了一种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更宽广、更具有动态性和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它把经济与社会理论从其作为核心的道德主义和个人主义转变到了以技术为核心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正如赫德森指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 “李斯特仍保留在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之中，没有解释在经济学上如何对生产力进行量化研究”，而第二代美国学派学者不仅超越了第一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生产力学说，而且也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学说。此外，美国学派还扩大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如美国著名比较经济学家格鲁奇在对本书第一版即赫德森1975年出版的《19世纪美国思想中的经济学和技术：被遗忘的美国经济学家》的书评中指出的，美国学派把经济学定义为一种研究经济体系怎样和为什么发生变化、国家如何从有限福利发展为广泛福利、经济如何从稀缺发展为丰裕的科学，而经济体系基本上则是由科技进步所推动的动态的和演化的过程，这样一种定义实际上已经与我们现在对演化经济学的定义没有多大差别了。从其理论贡献来说，美国学派不仅是工资生产率理论的先驱，而且还是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差距”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农业报酬递增理论的先驱。

 

 

　　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揭示了经济史上卓有成效的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首先，报酬递增来自科技进步，正是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高创新率和高水平进入壁垒所产生的高附加值创造了可以由资本家和工人分享的生产率增益，而高质量生产活动是科技进步的载体，因此创造高质量生产活动的绝对优势对一国国民财富和就业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通过系统协同效应在国家范围内产生并扩散了这种创新和生产率的增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工业发达的地方，农民也比工业不发达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发达国家的理发师或出租车司机的实际工资要比生产率相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同行高出若干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高质量生产活动的创新所产生的“不断涌来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最后，国家创新体系在保护和创造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把这种高质量生产活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通过资本家、劳动阶级和政府之间“共谋式”地分配其生产率增益，实现经济崛起和社会和谐的双重目标。

 

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到战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崛起，无不证明了美国学派有关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在实践上的正确性。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主要是通过制造业)，对于经典发展经济学来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准则。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史来看，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在那时，除了19世纪末的美国和荷兰等通过农业科研作为发展的辅助动力外，工业或制造业无疑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基本载体、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对一国实现强国富民的奋斗目标至关重要。正是如此，美国学派的资本理论才强调了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对大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没有资本货物工业的高度发展，不仅美国不能成为机械化农业的先驱，而且在农业中应用生物化学技术和土壤保持以提高土壤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也是不能得到保证的，而正是这种高生产率的资本化农业奠定了美国今天“粮食帝国主义”的基础。因此，只有保证资本货物工业的领先，由科技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所产生的报酬递增才能由企业家、工人和政府分别以利润、工资和税收的形式联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