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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我国供给、需求与宏观政策选择

顾问云 / 2020-08-24 09:30:55
原标题:供给、需求与宏观政策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几年经济金融界的热词,但在实际工作中,我发现很多人对供给侧改革的理解都是错误的,绝大多数人基本停留在“消费升级了,我们要生产出更多适合当下需求的高端产品,以供应市场”这样错误的观念上。本文力图还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含义以及从供给需求两端预测未来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走向。
 
虽然在西方经济学领域,自由市场理论相较于主张政府调控的凯恩斯主义更胜一筹,但不能否认,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层面,都存在着宏观调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其实是针对一个简单的公式:总供给=总需求。这里的供给和需求不是指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市场中交易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
 
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是指产出要素的供给,即是指什么东西带来商品和服务的产出,任何商品和服务的产出,都是基于以下四项要素的投入,即土地、人力、资本和技术。所以,总供给=土地+人力+资本+技术。而总需求是指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不是对商品的需求,也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投资、出口与消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所以,总需求=投资+出口+消费,我们将三个公式合并,可以得到:土地+人力+资本+技术=总供给=总需求=投资+出口+消费。
 
宏观调控的目的,第一是要维持以上等式的均衡,如果以上等式不均衡,经济就会出问题,当总供给>总需求,则会发生产能过剩或是失业,如果总需求>总供给,则会发生经济过热,导致通货膨胀。调控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在均衡的基础上实现量的增长,即GDP的增长。
 
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在此之前,政策领域并没有关注供给侧,而只关注在需求侧呢?那是因为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存在着供给侧红利,具体体现在土地、人力、资本、技术四个方面。
 
土地价格,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房价的涨幅基本能够反映土地的涨幅,土地价格的上升,自然带来财富的巨额增长,土地财富进入政府的口袋,甚至培养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土地依赖,可见土地价格的上涨带来怎样的财富效应。
 
人力方面,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不乏经济学家的文章,这里举个例子,一个农民,之前在土地上劳作,一年的收入只能有5000元,仅能维持生活而已。农民进城以后,成为了工厂里的工人,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50000元,这一个农民创造的财富就因为工作内容的转变而变成了之前的10倍,想想改革开放以来有多少农民进城务工,这是人口红利带来的财富增长。
 
资本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缺乏资本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吸引外资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由于在过去的40年,中国的利率水平、经济增长预期等均好于发达市场,加上我们在市场化上的开放姿态,源源不断的境外资本,被吸引到中国,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资本方面也因为外资的参与并不缺乏。
 
技术方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资本主义国家300年才走完的路(工业体系的建立),我们30年就走完了,这个说法当然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但我们要看到背后的事实,西方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而我们是拿来主义,在国家层面采取的也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技术引进模式。先进技术的采用,让生产力实现了跃升,带来了数倍数十倍的增加。
 
在诸多红利之外,还有一个财富创造的来源,是较少看到经济学家探讨的,因为这个因素不在总供给的公式之内。什么因素呢,那就是价值重估。解放后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体制之下,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国家制定的,没有市场,商品也就没有市场化的价格,而当时国家制定的工业发展战略就是压低工业品生产要素的价格,希望低成本地发展工业。这在东亚国家的经济转轨中也是常见的发展思路。经济学上有个说法,叫做农业补贴工业,这个策略一直实行到上世纪80年代。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逐步从计划体制往市场体制过渡,在过渡期内就形成了商品的两种价格,当时叫价格双轨制,具体表现就是计划内的商品价格大大低于市场化的价格,这种价格双轨制带来巨大的套利机会,能拿到计划配额的倒爷将计划内商品拿到市场上销售,攫取巨量财富。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有反“官倒”的社会思潮。为了消除这种套利活动,进一步深化商品市场化改革,国家在1988年采取了“价格闯关”的改革措施,即让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强行靠拢,因为市场价格高,计划价格低,为了弥补物价上涨为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压力,国家同时制定了工资提升计划,工资提升比例大于价格上涨比例。这个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是改革措施宣布后,即引发了抢购潮,导致了大通胀。
 
1988年的“价格闯关”是政府主导的价值重估,在市场上,每天都在静悄悄地发生着自发的价值重估,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变化也可以切实地感受到。这个价值重估的过程无疑在数字上也会带来财富的急剧增长。
 
从以上供给侧具体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在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由于特殊发展时期的原因,其自然而然地就能够创造巨量的财富,在宏观调控层面,政策着力的方向是要保持需求侧相应的增加,维持总供给=总需求即可。所以在2015年之前,政策方向都是需求侧刺激,比如刺激消费、加大投资、扩大出口等等。
 
随着中国经济在追赶模式下30多年的高速发展,供给侧的红利慢慢消失,比如农村剩余人口只剩下老弱幼,老弱幼人口无法参与转移就业,人口红利不再,根据社科院蔡昉博士的研究结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1年就基本消失了。技术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基本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完成了工业技术的追赶,在新兴技术领域跟发达国家已经相差不大(整体而言,排除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尤其是在互联网应用技术上,比如移动支付技术,中国是领先于发达国家的,技术鸿沟的消失也就意味着过去的拿来主义机会没有了,通过技术引进带来财富增长的机会也就基本消失了。
 
在供给侧红利基本消失的情况下,国家适时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希望通过自我提升来提高供给要素的质量,从而增加经济产出也就成为正确的政策选择。比如在土地方面,近几年陆续出台的土地流转政策、集体用地直接入市政策,都是希望改革土地的供给制度,带来财富的增加。
 
在人力方面,国家拨出专款,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即是希望提升劳动力素质,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带来产出的增加。
 
资本方面,虽然面对全球零利率或是负利率的环境,人民币利率也不可能大幅降低,更不可能降到零的水平。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民币利率必须维持对美元的利率优势,用于吸引境外资本,让境外资本继续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最近两年,国家在金融领域逐步取消对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显然着眼点也在于此。
 
技术方面,拿来主义既然不再可行,那么,提倡自主研发、自主创新就是必然道路。在自主创新方面,怎么才能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让企业针对市场搞研发搞创新,应该是政策深层思考,而不能仅仅是国家主导创新研发,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企业主导的研发创新比国家主导的研发创新更能适应市场,企业比官办机构也更具有激情和紧迫感。
 
2015年底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局面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两项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对宏观经济的冲击,面对前所未遇的大冲击,未来的宏观政策有可能在哪些地方着力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文章开始的那个总公式:土地+人力+资本+技术=总供给=总需求=投资+出口+消费。
 
无论是中美贸易战,还是新冠疫情,都沉重打击了以上公式中的需求侧,比如我国的出口,国内的消费,而需求侧的萎缩,同时也带来了供给侧的问题,最严重的是人力要素上的失业问题。
 
供给需求两端同时出现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局面。究竟怎么去破解这个严重局面呢?我们刚才提到2015年11月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是供给要素在充分使用的前提下,比如人员充分就业,土地、资本、技术等合理配置的情况下。而当下供给侧的要素显然没有充分使用,比如失业问题严重。在这种情形之下,供给侧改革显然不是那么紧迫,当务之急是要让这些要素重新投入生产活动当中,解决人力和资源过剩问题。在这个思路之下,我们可以合理预见,在随后的几年之内,政策面不会再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而会将政策着力点落实到需求侧的刺激。
 
需求侧的刺激,无非还是投资、出口和消费。
 
投资方面,过去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这方面在未来仍然会发挥一定作用,但跟之前的体量已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已经比较发达,再去做基础设施的投资,就会沦为低效率投资,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可以预计,基建方面,重点会放在中西部地区,属于查漏补缺的投资,数量上当然不及以前。另外,国家提出了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等等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一方面是在经济拉动上跟老基建完全不可比,另一方面,新基建的大规模建设并非由市场推动,而是由政策推动,在企业经营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市场不会买单,经济效益不高,投入问题怎么解决,也是考验政府智慧的地方。
 
出口方面,如果中美关系真的走到脱钩这一步,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会做何种选择想必是不言自明的。这样一来对我国的出口更是雪上加霜。除了通过人民币汇率调整来保证出口的竞争力之外,我们几乎没有太多的办法。一带一路的亚非拉国家在贸易上完全无法替代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熟悉的欧美日贸易伙伴。因此,除了国际关系的纵横捭阖,人民币汇率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会担当起我们调整对外贸易结构的重任,方向最大的可能就是震荡式贬值。
 
在消费领域,2020年上半年以来全国各地推出的消费刺激措施已累见不鲜。但这些措施都是短期刺激,并不能形成长期的趋势。国内消费低迷、储蓄率高(世界第一)的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低而未来花钱的地方多(教育、医疗、养老,老百姓所称的新三座大山),如果真要打造消费型经济,摆脱中国经济的外部依赖性,必须先解决以上几方面的问题。
 
因此,未来几年之内,个税起征点的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问题,陆续出台政策,逐个解决,应该是政策递次的选项。当这些问题都解决好以后,中国的内需型经济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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