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治理面临四类极具挑战的问题，对此类问题的解决决定了新经济治理的成败，具体有：新兴应用的“发展机遇”和“潜在风险”，全球市场的“治理竞争”与“规则包容”，传统经济的“新旧碰撞”与“交互磨合”，经典理论的“实践突破”与“理论适用”。

 

第一，新技术应用于社会场景存在“发展机遇”和“潜在风险”。迅猛发展的新兴技术便捷了生活，依赖在线点餐、教育、会议、医疗等居民可以不出门，即便出行也有一键轿车、自动驾驶、移动支付、智能安防等全方位保障。新兴技术也开始覆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领域，如为残障人士提供语音点餐服务，金融科技帮助识别各类金融欺诈，甚至在流行病防控和智慧城市方面优化政府效率。然而，这些新技术应用并不能遮蔽其带来潜在风险的可能性。居民对有部分新兴技术引发的风险非常在意，如何有效规制风险值得讨论。譬如在新冠疫情特定情况下，通过新技术追踪详细行程可被居民接受；倘若疫情后还是有无形的眼睛盯着，居民则会难以接受。因此，技术应用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若新技术应用对人们的隐私和社会生活负面影响大于正面的，那这一技术应用的落地则会道阻且长。

 

第二，新经济扩展到全球市场涉及“治理竞争”与“规则包容”。新经济领域中全球市场的竞争与包容很大程度是在规则上的体现。如何建立技术创新和关键要素应用方面新的竞争规则，则涉及数据治理、算法治理、模型治理等系列新兴的问题。原先以WTO等组织为代表的规则是基于货物贸易的规则，而TRIPS则关乎知识产权。但对于以数据为代表的新要素流动下的新经济产业，企业间、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需要一套新的规则指引，才能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新经济的技术封锁和规则壁垒已成为大国间博弈的焦灼点，也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产业竞争的关键所在。在全球大市场中，若想新经济创造出更丰富的新产品和新服务，则需要全球数据、场景来为技术创新提供要素，只有包容合作才能充分发挥创新的魅力与新经济的产业优势。

 

第三，新经济延伸至传统经济出现“新旧碰撞”与“交互磨合”。很多新经济业态的浮现和发展是横向的，可直接切换到原先类似的传统领域。在新旧产业的碰撞中，新经济模式寻找到了产业的细分市场，释放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例如，网约车的出现一开始是对出租车的威胁，而现在网约车和出租车互相融合已成常态。当然，新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需要与传统行业“磨合”的情况。例如，工业互联网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新技术与商用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的融合如火如荼，但是新技术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还不足，如何将新兴技术嫁接于更深层的组织管理、运行流程等问题中，实现效率的提升和产业的优化有待发展。

 

第四，新经济碰触到经典理论会有“实践突破”和“理论适用”。很多新经济的实践突破所呈现的情景导致传统经典理论难以适用。例如，很多大的平台企业已经在扮演基础设施供给者的角色，甚至有学界将之认定为准公共基础设施。目前，新经济的良好运转主要依靠建设准公共基础设施的企业以发挥社会责任的方式予以保障，但却不可避免带来技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政府对这样的平台是鼓励其发展（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还是规制其扩张（作为自然垄断的企业）？在数据作为资产和技术算法黑箱的情况下，政府对平台资源垄断问题的监管是突破了原有反垄断理论还是适用于原有理论？数据隐私保护随着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具体的隐私信息界定和保护程度设置需要不断思考。例如iOS系统增加用户分享IDFA提示，在保护隐私方面有正向效果，但或给相关企业盈利造成很大影响，用户也无法从诸多免费服务中获益，这类问题都将逐步显性化，为理论研究提出新命题。

 

破解新经济治理难题，形成新格局发展的推动力。有效权衡新经济发展“多变”的方向和新经济治理“规则”的约束是形成新经济善治的核心。类似于创新，新经济的发展核心是“跨界”，产业发展既有可能在多个业态领域间随时“破窗而入、破窗而逃”，也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和违规之间“左右徘徊，一步之遥”。与之相对，政府规制的核心则是对产业发展“画框”，界定出有所能有所不能的领域，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和约束性。让具有规则的框随时去约束和框定不断变化的创新是极具难度和富有挑战的，却也是实现新经济善治的必由之路。

 

关注新兴技术促进新经济产业端发展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引导新兴技术在治理端发挥作用。在新兴技术赋能金融领域时，形成了金融科技和监管科技的双向赋能，意味着新兴技术可以在产业端和监管端都发挥作用。随着以平台为载体的新经济业态汇集的数据和产业信息越多，各新经济业态领域的企业在承受监管之重时可考虑重点发展监管能力。通过结合新技术和大数据来创新监管模式，以主动积极的方式打破政策对新经济业态发展的制约，最终实现治理的双赢。

 

新经济发展意味着新行动，新格局的形成不能缺席新治理。中国新经济治理在探索中前行，正在培育监管政策快速迭代和反馈的能力。我们不仅要从释放市场需求到技术创新引领：利用海量市场优势，扩大内循环，凭借技术创新积淀，嫁接国内国外双循环，实现“双循环”新格局发展；还需要从技术输出走向制度参与：以新经济的治理机制创新为契机，参与并贡献全球新经济治理规则。

 

薛澜，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