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复苏并不平衡，这也带来了一定的结构性风险。预计未来各国正常化节奏将比上一轮调整节奏更为紧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可能经历先缩减量化宽松规模、后加息的进程。为应对外部挑战，建议我国将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结合起来，一方面，以结构性政策为主要抓手，把握时度效,精准施策，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全球经济复苏加速

 

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陆续重启，生产、消费、物流等活动逐渐恢复，各国普遍采取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进一步带动全球经济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整体呈收缩态势，平均经济增速为-3.3%。根据IMF的最新预测，2021年之后，全球经济将逐渐摆脱疫情影响，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为6%，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为4.4%。相比2020年10月的预测，IMF最新报告中关于2021年和2022年经济增速的预测值分别较之前提高0.8%和0.2%，主要原因在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推出了额外的财政刺激计划，并且大规模疫苗推广接种工作得到了有效落实。总体而言，IMF认为，疫情虽然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但由于全球主要国家均通过财政和进行了充分应对，所以相较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疫情造成的长期经济衰退程度相对有限。但IMF指出，相比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且在中期内将承受更为严重的损失。预计2021年美国、欧元区、日本、中国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为6.4%、4.4%、3.3%和8.4%，分别较2021年1月的预测值上调1.3、0.2、0.2和0.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的上调幅度较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

 

（二）全球经济面临不平衡挑战

 

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均衡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发达国家消费复苏明显，但全球范围内消费速度仍落后于生产复苏速度。从生产端来看，目前全球生产端复苏相对稳固，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综合领先指标、全球粗钢产量等指标均超过疫情前的水平，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意大利等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排名前十的国家，其工业生产指数快速从底部回升。相比之下，2021年以来，OECD各成员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恢复并不明显，虽然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全球户外消费活动逐渐回暖，但从总体上看，消费端复苏仍明显滞后于生产端。

 

第二，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区域不平衡特征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各国宽松政策力度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疫苗接种的进程差异较大。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疫情仍在蔓延，印度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且向周边国家蔓延，给各国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相较于新兴经济体，发达国家在政策空间和疫苗可得性方面均有明显优势，经济复苏态势也因此明显好于新兴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内部，美国较欧洲具有更大的政策刺激空间，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也更为高效。因此，美国经济复苏快于欧洲。目前，受益于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QE）和不断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复苏形势较好，一季度与中国共同引领全球增长。

 

第三，经济体内部不同行业和群体的收入分化。疫情冲击虽然对经济造成了整体上的伤害，但对不同行业的冲击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从目前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生产已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产业链和供应链逐渐恢复，但接触密集型服务业消费仍然低迷，旅游、艺术、娱乐、体育、酒店和实体零售业复苏相对较慢。

 

第四，全球贸易复苏，但服务贸易滞后于货物贸易。据OECD统计，在医疗、电子产品的带动下，目前全球商品贸易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欧美等发达国家需求恢复带动亚洲国家出口激增。商品贸易增长带动了货物运输，全球航空货运量在2021年1月开始超过疫情前的水平。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2021年6月发布的数据，2021年4月全球航空货运需求比2019年4月增长12%。由于运量增加，国际海运运费价格持续攀升。与商品贸易高度景气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服务贸易复苏迟滞。2021年5月，美国商品进口和出口增速分别为40.0%和59.8%，而服务业进口和出口增速分别仅为27.7%和9.87%。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预测，2021年全球航空旅客人次仅能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52%，2022年可达到疫情发生前的88%，直到2023年才有望完全恢复。

 

全球经济金融风险上升

 

（一）关注正常化提速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主要经济体已开始逐步走出疫情不利影响，预计刺激性将逐步退出。在主要经济体中，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速度整体上快于发展中国家，预计未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刺激性退出将加速。

 

就调整的节奏而言，从上一轮美联储的QE退出来看，早在2013年12月美联储就明确公布了退出QE的标准，随后美联储主要采取了停止资产扩张、提高利率和收缩资产“三步走”的退出方案。2014年10月，正式停止资产购买计划；2015年12月，开始加息操作；2017年9月，宣布正式启动缩表。从总体上看，美联储QE退出过程持续了两年。

 

鉴于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加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采取先缩减QE后加息的策略，预计各国刺激性的退出节奏将比上一轮政策调整节奏更为紧凑。具体可能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缩减和退出QE。以美联储为例，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美联储2021年的议息会议将重点讨论“QE何时退出”，并通过会议声明和会议纪要的形式向市场传递不同阶段的讨论结果，提供前瞻性指引；与此同时，美联储将逐步减少资产购买规模，预计到2022年底实现QE退出。第二阶段：回归常规并加息。鉴于美联储在本轮政策调整中有意识地提前向市场传达了加息信号，预计未来加息速度将加快，预计2022年底前美联储至少加息一次，如果经济复苏速度更快，本轮缩减QE结束后可能迅速转入加息周期。

 

转向将给发达经济体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例如收紧可能对各国信贷规模和企业投资造成负面影响，从而打断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进程，各国失业率可能攀升，从而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负反馈效应。但更需要关注的是发达经济体转向的溢出效应。从历史上看，历次全球流动性收缩往往造成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相比前几次全球流动性收缩，本轮收紧周期的节奏将更为紧凑，且相比2016年加息周期，当前阶段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预计本轮调整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将更为突出。

 

（二）复苏不平衡带来全球经济结构性风险加剧

 

第一，全球通胀压力加剧。以美国为例，2021年6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5.4%，创2008年8月以来CPI最大同比增幅，凸显全球通胀压力加剧。通胀压力加大有以下原因：一是经济刺激政策增大了总需求，2021年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公布了“美国援助计划”“美国就业计划”及“美国家庭计划”等庞大的财政刺激方案，继续保持“宽财政”的政策取向；二是疫情及天气因素导致开工不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推手。此外，芯片等关键产品的供应链瓶颈问题继续推高生产成本，供给短缺加剧及全球贸易成本上升等因素也是通胀率高企的原因。期货价格指数（CRB）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CRB金属指数和工业原料指数都较疫情前出现较大涨幅。从期货市场来看，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价格已经远超疫情前水平，最近也回升到疫情前平均水平。预期未来全球需求扩张叠加供给相对滞后，全球经济通胀压力将持续，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也将加剧。

 

第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风险上升。由于全球经济复苏节奏不均衡，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速度滞后于发达国家，加之美联储转向加快，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风险有所上升。根据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统计，2021年2月，新兴经济体证券资本净流入规模为31.2亿美元，较2020年底出现明显回落；在2021年3月之后，其证券投资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未来持续的资本流出将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稳定性形成考验。

 

第三，发达经济体加快调整全球供应链也为全球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产业链调整呈现加速态势。疫情趋缓后各国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努力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此外，新一届美国政府正在着力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产业链，预计将对全球产业链形成新的冲击。

 

从总体上看，2021年全球经济有望逐步摆脱疫情影响，但在经济复苏的同时，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如全球经济复苏的区域差异、转向的不同步、通胀和金融风险加剧等，这些因素都将构成中长期全球经济稳健发展的挑战。

 

防范外部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应对当下，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第一，加强风险监测，防范美联储和其他发达经济体调整可能带来的冲击。随着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复苏，预计各国刺激政策退出的节奏将加快。为此，应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跨境资金流动的跟踪监测，提高对跨境资金流出风险的预警能力。

 

第二，加强国际协调，保持政策灵活适度。一方面，应加强的国际协调，联合新兴市场国家促使发达国家提高退出信息的透明度以及调整节奏的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坚持国内“不急转弯”，维持适度合理的流动性环境，加强与市场的政策沟通，引导和管理好预期。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方面，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以此缓释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三，做好有效应对输入型通胀的稳价保供工作。建议密切跟踪国际大宗商品生产、消费、贸易、价格的最新变化，制定合理的风险分级和政策响应机制，做好应对输入型通胀的预案和政策储备。

 

（二）着眼长远，补齐产业短板，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第一，加快工业基础产业链补短板。为应对全球经济风险，加速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技术，应该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助力企业加强自主研发，攻克产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提升技术创新的可持续性。

 

 

第二，扩大开放，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深度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推进投资审批、土地、外贸、财税扶持方面的待遇公平化，促进公平竞争。具体而言，可以借鉴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同步推进行政审批与监管体制改革，在放宽市场准入、削减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形成事中、事后全过程的市场监管，建立有效监管、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本文原载《债券》2021年10月刊

 

作者：汪川 喻天明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