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导致发达国家进入经济下行周期，这一点是相当确定的。人们辩论的焦点在于这种下行有多严重，比如美国是不是经济衰退，如果是衰退是多大的衰退。与美国相比，欧盟和英国的经济下行更糟糕。这是周期性的，也就是说，经济下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返回来。当供应链逐渐恢复，经济就会恢复。这是相当有把握的。但中国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会持续下降。疫情带来的经济的大幅度下降会在疫情结束之后有所反弹，但大趋势是增速持续下降。这个应该是相当确定的。

 

欧洲和美国的经济遇到的问题和表现出来的症状大体上是相似的，但整体上，欧洲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比美国更严重。欧洲和美国的经济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来源于疫情，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通货膨胀。但是，这一次的通货膨胀和人们熟悉的那些经济学教科书里讨论的通货膨胀非常之不同。

 

此次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供应链断裂之后，在很多行业里面出现了很严重的短板。在市场经济下，这些短板带来了价格上涨。另一个原因是从今年2月开始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普遍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带来了能源价格的上涨。欧洲的情况之所以比美国要糟糕得多，就是因为美国的能源基本上自给自足，但欧洲很多主要国家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给。当欧盟制裁俄罗斯时，俄罗斯反过来给他们的能源带来了困难，导致能源价格飞涨。能源价格的飞涨当然就把所有的物价就都顶上去了。这是欧洲碰到的主要问题。

 

说到经济衰退，现在的确能看到一些经济衰退的表现，但这些表现都来自于疫情和俄乌战争，即供应链断裂和能源供给的改变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传统上的经济衰退是因为需求不足，通货膨胀往往是因为需求过高。但实际上，现在无论是通货膨胀也好，还是经济衰退也好，主要都不是需求带来的，而是供给链带来的。在目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疫情又带来一个重大冲击，未来供应链如何恢复，充满巨大的不确定性。可以确定的是，它不可能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情况，因为地缘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的通货膨胀也是供应链断裂导致的。美国的供应链是全球化的，这就导致一些平常看来细枝末节的事情，也会导致供应链的断裂，进而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全球的汽车制造业。我们知道汽车上使用的芯片都是很简单的，因为它很简单很便宜，美国就不制造，转而依赖全球的供应链，那么全球的供应链一旦出现问题，汽车就造不出来了。汽车供应出现短缺，价格自然就上去了。这就是很小的问题引起很大的麻烦。

 

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和过去遇到的通货膨胀都不同，因此机械地使用过去知道的办法来调控不会奏效，因为诊断就出错了。供应链是全球供应链，这个问题不可能靠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自己解决。只有在全球供应链相对正常的情况下，通货膨胀才能解决。现在美国和欧洲都有一些观点认为应该想办法让美国尽量地自给自足，想办法让欧盟尽量地自给自足。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即便他们想这样做，也要等到10年甚至20年之后才能看到一点成效，短时间内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从近期中期来看，只有全球供应链基本恢复正常，通货膨胀才能解决。

 

美联储试图用紧缩货币供应的办法来应对通货膨胀，这根本就弄错了病因，是一个严重错误的作法。这一次的通货膨胀，根源不是货币供给，当然货币供给是有作用，但主要原因不是货币供给。当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不是货币供给时却拼命紧缩货币供应量，这反而压制了经济发展，帮助把经济朝衰退方向推。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诊断、错误的做法。

 

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现在的问题不单纯是经济的问题，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因素很可能大过纯经济的因素。当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影响特别大的时候，单纯从经济看经济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把通常的经济学模型套到现在的问题上就会搞错。因为现在正在起很大起作用的因素，在通常的经济模型里根本没有考虑。

 

 

中国面对的问题和发达国家面对的问题是非常不相似的。表面上看，好像碰巧都遇到了困难，但实际上，除了在疫情方面全球都是相似的，其他全部都不相似。

 

怎么来认识中国经济的问题呢？一个比较好的角度是把中国和过去的苏联来作对比。原因非常简单，中国今天的制度是从1949年全盘苏联化起建立的，当时是全盘复制的苏联制度。在大跃进以前，中国就是苏联的制度，只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更落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制度改变成中国式的苏联制度，但最基本的部分仍然是苏联的制度。相同的制度就产生相同的经济现象。中国式的苏联制度，使得中国具有很多跟苏联相似的性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和国家几乎拥有所有资源，而且政府有意识地全面控制经济。

 

当政府指挥并直接控制国民经济时，在经济水平很低的时候，所有这种类型的制度都会有一个特点：经济会出现相当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比如过去人们说的“中国奇迹”。其实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根本就不是奇迹，所有这种性质的国家、所有这种性质的经济都有过大增长。中国人体验到的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苏联人都体验过，而且中国人已经体验到的相对发展水平还远不及当年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简单地看人均GDP，会说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当时的苏联要高，但这种比较方式并不正确。当我们讨论相对发展水平的时候，不应该用简单的绝对GDP水平和人均GDP水平来衡量。正确的对比是和世界上最前沿国家的GDP来对比，因此最好的对比方式就是看和美国（或者任何最发达大国）的比值：中国现在的水平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而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达到了美国的三分之一。所以说，中国至今还没有达到当年苏联的水平。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苏联发生的是什么？上世纪70年代初期，苏联持续了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使得它的人均GDP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一之后，苏联的发展速度就慢下来了，而且增速的下降降得很猛。那之前，经济学家包括西方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苏联马上要超过美国，但谁也没有料到它会突然慢下来。为什么苏联的改革很紧急、很迫切，原因就是改革一直不能改变它的状况，这是推动苏联垮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因。

 

实际上，即便没有疫情，中国的经济状况也已经达到大体上相当于苏联的上世纪70年代初的状况，即高速发展结束了，经济增长速度迅速开始下降。有人说这是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很肤浅，根本就没有看清楚问题所在。中等收入本身从来不是陷阱，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现象。什么才是陷阱？制度是陷阱。当制度使得经济没有办法发展的时候，那个制度就成了陷阱。为什么苏联的改革不能成功？为什么东欧国家的改革不能成功？是其制度导致的。在那种制度下，它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人们以为中国解决了这些问题，其实是个误解，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基本上仍然是苏联式的制度。只要它的基本制度是苏联式的制度，这个制度就决定了它的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表现在经济上，增速就会持续下降。当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时候，就业等很多方面的问题就出来了。早在10多年前，我就开始强调，如果没有基本的制度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出现结构性的、长期的、甚至可能是迅速的下降，但很多人不相信。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这个表现。这是制度的原因，不是单纯疫情的原因。疫情只是加快了问题的爆发。

 

对于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市场经济并不真的能够很好地运作。换句话说，市场经济能够很好地运作，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世界上没有例外。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运作，是由一整套的制度来保障的，不是东拼西凑打补丁能解决的。其中最基础的就是靠法治保障人的自由，保障私有产权。人的自由里包括了企业家的自由，即宪法规定的所有自由，企业家都可以充分享受，而且必须获得充分的保护。产权也必须有充分的保护，包括资产是可以流动的，不仅仅是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可以流动的。

 

再一个是合同的执行。从2004年，中国的宪法开始承认私有产权。2021年1月1日起，中国《民法典》开始正式实施，可以具体执行产权的保护。但法律只有能够公正的执行才是真正的法律。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能保证法律的公正执行？这关系到法院的制度，核心问题就是法治。法治里面最基础的就是法院必须是独立的，法官必须是独立的。简称司法独立。当法院不能独立，法官不能独立时，就没有办法保证法律能够公正地执行。司法独立是一个决定性问题：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宪法和《民法典》上规定的有关产权和合同的法律能公正地执行；当没有司法独立的时候，虽然在宪法上承认私有产权，《民法典》上有关于产权、合同的白纸黑字的法律，但法律无法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执行。还有一点就是律师，律师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当律师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时，整个司法体系是不能运作的。

 

这些都是整体的制度问题。人们通常会认为讨论经济就是纯经济，但实际上，当法律不保护产权，司法不独立，最基本的制度条件都不具备时，讨论纯经济问题是误导，或者是空话。中国的纯经济现象和发达国家的纯经济现象是两回事，因为背后的制度不一样。

 

司法独立的起源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没有诞生司法独立这个概念。在2000多年的帝制下，中国是没有法庭的。从中国的行政体系来看，基层就是县，最高层就是皇帝。所以中国的基层法庭是县衙，基层的法官就是县令，最高的法官就是皇帝。没有司法独立这回事。行政官同时就是法官。自古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就没有独立的司法。中国人不了解司法是怎么产生的，读到西方历史会觉得奇怪，怎么法官可以判王室违反合同？在宪政产生之前，发达的西方国家就已经先有了司法独立，之后才有了宪政。

 

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司法独立，也不存在我们今天叫做法律的东西。法律这个词是从英文单词law翻译过来的， law和物理上的定律是同一个字。这不完全是巧合。因为这个叫做法律的东西，到物理学翻译成规律。法律和规律这两者原本是相通的，但在汉语是不相通的。法律和规律不是谁设计的，不是皇帝发明的，是社会中原本存在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些关系形成社会共识，形成习俗规则之后，演变成为法律。当人们说罗马法是某个罗马皇帝编纂的，根本就是错误的，不是皇帝编纂的，也不是皇帝的谋士们编纂的，只不过是皇帝把民间已经相对成熟的、形成习惯的东西合并在一起，用正式文字的方式将其正式宣布出来，但其实这些东西原本就已经存在，是规制人和人之间怎样保护产权，怎样执行合同的。但在中国古代，是没有法律的。中国叫做法的东西是从法家那儿来的，而法家的法是皇帝拿来统治社会的工具。

 

在中国古代，如果发生产权和合同方面的纠纷，老百姓要跑到县衙门去打官司。但法家的法根本就没有民法这一个部分。针对老百姓的只有刑法，而刑法关心的是某一方有罪。而民事纠纷里没有罪的问题。哪怕有一方违反合同，违反合同的一方也并不是有罪。但在中国，你要是跑到县衙门去告状，县令的处理办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用这个方式来判断和猜测谁有罪、谁受了冤屈。所以说，中国历史上就不存在民法，不存在保护产权和执行合同的这些基本制度。

 

前面讲的是比较粗线条的历史，更近更细的历史，是1906年所谓的庚子新政之后，慈禧太后颁布的中国第一部民法，这部民法的基础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而日本是明治维新时从德国翻译来的。大清之后的民国政府基本上是沿用晚清制定出来的民法。但到1949年，中国开始全盘苏联化，全部都被推倒。

 

自从1949年抛弃了民法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逐渐建立关于产权和合同的法律。在这个情况下，在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个人自由、执行合同等方面，社会需要慢慢地发展，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就是向公民社会的方向演变。公民社会的意思就是公民是自治的，每一个社区是自治的。在民法的规定下，人们自己相互之间和谐地和平共处，自己治理自己。实际上，随着私有产权的产生，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公民自治的迹象，比如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是公民自治，一个自治的小区就是一个公民社会。只有全体人民在保护自己的自由、保护自己的产权方面主动地组织起来，自己对自己负责，逐渐才能形成公民社会的基础，才可能进步。

 

内需不足与房价走势

 

中国存在的长期和严重的内需不足，是制度的问题导致的，而不仅仅是政策的问题。我讲这个问题讲了十多年，长期以来很多人不同意，现在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不再争论了。为什么说内需不足是一个制度问题？前文反复讲过，中国的制度是从全盘苏化建立起来，是苏联式的制度。所有苏联式制度的国家都有相似的问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原因很简单。苏联式制度的基础是国有制。如果完全是苏联制度，那么全部的资产都是国有资产。当全部的资产都是国有资产时，掌握了产权的政府就成为决定分配的唯一机构。政府关心投资，大头就分配给了投资；大头就分配给了政府。所以政府有钱，投资方有钱。哪来的钱？压缩居民收入来的。这是苏联制度的基本特点。

 

相比苏联制度，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有了变化，私营企业数量众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相当高，但中国全部的土地资产仍然是国有的，绝大部分的金融资产仍然是国有的，几乎所有的银行是国有的，证券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很低。那么，靠全面的占有土地，靠几乎全面的占有银行，靠基本上占有经济的上游，国有资产完全控制住了国民经济。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分配结构跟苏联经济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即以国家为主，以投资为主，那么居民的收入占比就会比较低。即便政策上有所考虑，也都是微小的调整，而基本结构已经由所有制决定。

 

我用房地产作为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一下。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房地产价格和个人收入的平均值）与其他国家做个对比，就会看到，中国的房地产是全世界大国里最昂贵的。贵到什么程度呢？大约是日本的两倍半，英国的三倍，美国的七倍。那么问题就来了，房地产如此昂贵的原因是什么？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但这不是事实。日本英国的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中国的密度大得多，但房地产价格远比中国便宜。即便看中国人口最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北京，看一下北京的人均土地面积，就知道北京的人口密度并不是特别高，但为什么北京是世界上最贵的地方之一呢？因为土地是政府的，政府靠高房价从土地上赚取大量的财政收入。

 

经济学上有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叫做完全垄断。如果供给方是完全垄断的，那么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垄断方一定既有意向也有能力减少供给数量，把市场价推上去。实际上，自从开放土地市场以来，各个地方政府做的事情都是有意地限制土地供给，用这个方式来抬高土地价格。中央政府从长远利益出发，甚至更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卖地。人们经常怀疑，房价高是不是都被房地产公司给赚走了。房地产公司的确曾经赚了很多钱，而且相当一部分房地产公司是国有的，但最终升值最多的是土地，赚钱最多的不是房地产公司，而是土地所有者——政府。另一方面，中国人买如此昂贵的房地产，买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房地产这个例子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政府弄到很多钱的渠道，而且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居民本来相对很低的可支配收入，很大部分又在购买房地产时进了政府的口袋，最后造成中国内需不足这个无法解脱的问题。

 

软预算约束与房地产暴雷

 

在世界任何地方，房地产市场都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一定也是各个地方的房地产市场各不相同，难以笼统地放在一起讨论其趋势。即便如此，一般认为一线城市，比如北京、上海、深圳，房地产市场不至于太坏，因为需求特别高，富裕的人群也足够多。但如果把全国的房地产放在一起看，里边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现在已经能看到，有很多房地产公司发生债务违约了。这其实不是偶然现象，这个问题肯定会爆发的，疫情只是把时间提前了。如果没有疫情，这个问题也会爆发的。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土地是完全的国有制，地方政府靠从房地产来获得资金，解决地方财政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已经非常疯狂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房地产进一步极端疯狂地增长。大家可能还记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方案，其中中央只出1万亿元，剩下的3万亿元由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实际上，后来实现了差不多10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央只出了一两万亿元，剩下的都由地方政府解决。地方政府哪来的钱？靠的就是他们手里掌握的土地资源，从银行借。

 

怎么做的呢？地方政府把土地分配给他们自己的地方融资平台，比如“城投”之类的投资公司，然后由这些平台，用土地做抵押，从银行借钱。借出来的钱再投资到房地产上，再让房地产的价格翻番地上涨。作为权宜之计，这种方式用个三年五年临时应对金融危机，关系不大。但问题在于它是国有的。国有的任何机构，包括地方政府，都是软预算约束。所谓软预算约束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资不抵债，他不用害怕，因为他不会因为资不抵债而破产。因为软预算约束，地方政府的胆子就很大，就敢于借很多钱，敢于债台高筑。用这种方式不断地推高房地产市场，推高到什么程度呢？据不少机构独立估算的数据，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市值大概是65万亿美元，是中国GDP的4倍，比美国和欧盟所有国家全加在一起的房地产总市值还高。

 

中国的 GDP显然低于美国，跟欧盟的GDP差不多。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中国的房地产总市值比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全部加在一起还要大，说明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泡沫，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这个泡沫是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弄出来的。这个泡沫早晚都要破灭。如果没有疫情，这个泡沫可能还会再吹得大一点，等到适当的机会泡沫就会破灭。由于疫情影响了所有的方面，问题就提前爆发了。

 

泡沫破灭之后，在市场经济下，房地产的潮水要退下去，至少要退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其实中国还不是发达国家，它的房价水平必须要比发达国家低才对）。另一个基本面就是中国的人口开始下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更难恢复。房子归根结底是人住的。当人口出现下降时，房地产需求一定下降。从此，房地产一定不再是一个能挣钱的领域。

 

当房地产的发展背后有政府的信用在里边时，一旦房地产泡沫注定要破灭，政府的信用当然要受到严重损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泡沫破灭时政府可能会做什么？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政府可能会冻结市场，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这个市场不能运作。为什么一旦泡沫破灭政府会冻结市场？原因很简单，在市场经济下，泡沫破灭的意思就是价格猛跌，甚至断崖式的下跌。但中国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最大的资产是用来抵押的房地产和其他土地资产。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土地价格全面狂跌时，这将意味着所有银行的资产都大幅度下降，很多会变得资不抵债。而且资不抵债的银行之间还会有连锁反应，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所以，政府一定会想办法把土地市场冻结，让价格这个数字不表现。只要市场上房价没有跌，银行的账上就没有出现资不抵债。这是典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软预算约束的背后就是国有制，国家既是所有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执行者。软预算约束掩盖问题的办法，同时就是制造问题的机制，制造的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

 

（注：许成钢，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