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稳消费是否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学界和决策部门都尚未达成共识，且距离还很远。今年年初，我非常尊重的两位知名学者还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必须扩大投资，认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投资驱动，稳投资增长见效最快，而消费作为内生变量稳增长没抓手。稳投资的观点在学界或者决策部门的影响非常深远，远远没有消除。经过一两年学界讨论和呼吁，稳消费的认识相比去年、前年有所进步，但离形成共识相去甚远。而中央部门在稳投资方面，在各部门层级有一套成熟的稳投资机制，几万亿、十几万亿的基本建设投资都毫无决策障碍。地方所有的稳增长决策都是围绕着基本建设和招商引资，基本没有稳消费的相关措施。所以，要在中国长达二十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稳投资的惯性下，彻底地转变决策观念，让学界、决策部门和社会认识到稳消费的重大意义，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如果今年的政策还和去年、前年一样，那么会影响到明年稳增长的效果。

 

 

为什么稳消费如此重要？因为增长结构已经变了。消费在正常情况下贡献了GDP增长的65%左右，因此用于稳增长的财政资金的比例分配也应该顺应经济结构，将65%的财政资金用来稳消费，剩下35%用来稳投资。但实践中，稳消费的财政预算几乎为0，几乎全部都拿来稳投资，这样就会扭曲增长结构。目前消费在经济增长结构中已然成为核心因素，过去二十年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基础建设的投资已经过剩饱和，如果再发力稳投资，那么目前和十年前、二十年前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一样的。目前已经过了基本建设投资阶段，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中部、西部，楼宇建设已经足够，所以如果还用稳投资的办法来稳增长，那就会严重扭曲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造成非常不好的效果。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知，因此还需要加强研讨力度。

 

之前我们的稳投资策略已经严重扭曲了财政支出结构。去年中国GDP总额是11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是55万亿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达到48%。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等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国家GDP的比重都在2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中的代表国家印度的基础设施比我国落后，因此他们基建投资的迫切性应该比我们强，但印度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只有27%。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的长期扭曲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有的学者认为，我们投资以后未来十年只要每年增长5%就可以了，但真正按此计算，10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会达到80-90万亿人民币，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基础设施投资。假设十年后我们GDP投资总额是150万亿，按照十年时间回到一个后工业化或后城镇化的水平的20%的比例，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应该是30-40万亿。未来十年如果矫正这一扭曲的经济结构，固定资产投资从55万亿回落到30-40万亿，投资应该是负增长。继续维持高增长毫无疑问会挤占消费，形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现在这种负面影响已经体现出来了。比如去年高速公路收支差额8000多亿人民币，铁路也是亏损的，2000个特色小镇80%都是严重亏损的。中国已经过了投资发展阶段，再继续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乘数效应只会越来越小。早在2014年，中国一个北方的省份就出现了一个省一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了该省的GDP的情况，并持续了三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GDP，说明一块钱固定资产投资后还产生不了一块钱的GDP，其中的乘数效小于1。有些学者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如果一块钱财政资金用来稳消费，在城镇的乘数效应是3以上，在农村是5以上，达到三到五倍的乘数效应。这种情况下，面临如此严峻的增长挑战，2023年的重中之重到底是稳消费还是稳投资是一目了然的。但实际上很遗憾的是，形成决策共识和全社会认知，转变决策观念并采取决策行动，还有非常遥远的路要走。今年我国的很多动作还在稳投资方面，有可能明年的很多财政资金仍在投资方面。理论和决策观念的落后一定会影响实践，所以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其次需要认识到稳消费非常重要。消费现在已经是负增长，出口从2020年6月份正增长以后一直是两位数的高速增长，2021年高位回落后10月份已经开始负增长，后面几个月都会是负增长。数据上生产价格指数已经领先开始负增长了，投资方面靠财政刺激也不可持续会回落，出口继续负增长，消费大概率已经见底了。在这种情况下，及时转变观念对稳增长的效应才有效。

 

 

1、从收入端发力促进消费

 

稳消费一定要从收入端发力，而不是从生产端发力。欧美2020年以来稳消费的措施就是给居民发放消费券，只要不背离从收入端稳消费的方向，都会有效果。经济学函数中，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消费倾向。如果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了，消费肯定会下降，不用提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工资性收入消费倾向小的那是消费倾向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但如果谈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只想到稳就业，只能是临渴掘井，就像现在谈消费不行就谈社保体制也是一样的道理。稳就业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医疗体制、教育体制不论什么情况下都要搞，是一种长期政策。而稳消费是短期政策，最多和扩大内需的战略结合起来，结合建立健全其他社会机制只会对决策造成影响。所以，稳消费的核心就是提高居民收入，一种思路是提高当期收入，也就是给居民发消费券或者发钱，其中发消费券的效果可能比发钱好一点，但无论如何这两个措施都是从收入端稳消费，是正确的思路。另一种思路是提高财产性收入，比如让股市繁荣起来，大家赚钱了提升消费。

 

所以必须立竿见影地提高居民的收入，无论是薪资性收入、一次性收入、还是财产性收入，只有收入上涨了，才能够使消费增长。但非常遗憾，即便决策部门认识到了稳消费的重要性之后，还是舍不得发钱发消费券。他们认为发的钱会打水漂，既没有像稳投资一样有楼宇道路这样的政绩工程，也不知道老百姓会怎么花。所以，一谈到稳消费就联想到生产端，比如对于某些产品给予补贴。这种考虑没错，但主要还是在打着稳消费的旗号稳生产。其结果还是促生产，促生产和投资一样会造成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所以宏观上认识到应该促消费，但实践中还是变相地稳投资、促生产，说明核心上还是没有转变观念。这就像之前一篇高层次报告中提到的，要以促投资来稳消费。稳投资如何能够稳消费呢？投资是投资，消费是消费，我认为这都是陈旧决策观念的产物。稳消费就实打实地促消费，不要通过促进投资搞消费，更不要打着搞消费的旗号促生产，这只会进一步扩大生产过剩，造成消费不足。所以从收入端发放消费券或者提高财产性收入才是当务之急，这些都需要学界继续呼吁。

 

2、通过降息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

 

在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措施方面，如果还用完善社保、建立医疗体制等临渴掘井的办法，只会延误短期政策的出台。短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最好的办法就是降息。欧洲、美国2020年稳消费的两个方法分别是发钱和降息，通过发钱提高收入，通过降息是提高边际消费倾向。现在在消费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如果买理财产品就能达到2%、3%的利率，居民只会不断增加储蓄倾向，降低消费倾向。居民的收入就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储蓄，一部分用于消费，储蓄增加消费就降低，而储蓄和利率密切相关。欧美在2020年面临经济下滑想稳消费时，就曾把利率降到零，甚至负利率，但我们连降0.25%、0.5%都不敢，这也是长期以来陈旧决策观念的影响。

 

不敢降息的原因有很多。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为了防止股市下跌、为了防止物价上升通货膨胀、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等等，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一个多重目标，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同时也要稳物价、稳资本市场、稳房市、稳汇率。但问题是目前这几个变量的具体情况如何呢？在房地产方面，中国的房地产现在需要防止的是系统性风险的扩散，只要不下跌不崩盘就不错了，不能因为怕房地产泡沫而不降息。在股市方面，中国股市十年都没有涨了，很多上市公司股价都跌到历史以来的新低，股市涨可以提高财产性收入，有利于消费，还有利于投资。在物价方面，中国的PPI从10月份变成了负增长，未来一年都可能是负增长，但那是工业通缩，我们并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从物价角度来说也可以降息。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现在美元升值结束加息放缓，人民币贬值压力慢慢在回升，中国的汇率只和一部分的对外部门有关，而利率关系到千家万户每个企业整体的经济。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讲，现在都应该降息促消费。但十年来，我们选择了一个中性的利率政策。现在物价没问题，房市有下行风险，股市还在往下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这种情况下不降息的原因还是一个决策观念问题。所以，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稳消费的办法就是要全面降息，甚至还包括全面降准等宽松性的货币政策。

 

3、在场景端发力助力接触类消费

 

消费场景也非常重要，如果消费者无法接触，很多场景类接触类消费就无法实现。这涉及到疫情影响和疫情管控如何更加科学、精准，不要一刀切，不要层层加码的问题。最新的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二十条疫情，相信未来的疫情防控会更加精准，为消费场景的影响会越来越少。

 

总之，只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消费的重要性，从收入端、利率端、场景端三个方面同时发力，稳住消费，中国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在明年一季度触底回升，开启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以上观点整理自滕泰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7期）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