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互变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这一规律表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量变和质变两种基本形式，在事物内部矛盾作用下，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当量变达到一定界限时，量变就转化为质变，旧质事物就变成新质事物；然后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无限发展的过程。这就启示我们：第一，要重视量的积累，因为任何事物发展都必须首先从量变开始，没有一定程度量的积累，就不可能有事物质的变化以及事物的飞跃和发展。第二，质变体现和巩固量变的成果，并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最终实现“量变—质变—新的量变”的螺旋式发展。在实践中，要根据事物的发展进程，不失时机推动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经济发展是质和量的有机统一，且阶段性特征明显。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质主要是指经济的结构、效益、自主性、竞争力等，量主要是指经济的规模、速度、总需求、总供给等。从总体看，质的提升为经济量的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并为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和更广平台，经济没有“质”就不会有“量”；量的增长为经济质的提升提供重要基础，并检验质的提升的实际成效，经济离开了“量”也谈不上“质”。从组合看，速度和质量有四种组合：高质量、高速度，高质量、低速度，低质量、高速度，低质量、低速度。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每个经济体都会追求第一种最优组合，这也是各国目前想方设法救经济的重要原因。高质量、高速度的最优组合，在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高质量一定会提升科技、人才、知识、管理等贡献率，并优化资源要素组合，提高经济效率，推升经济增速，从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那种把高质量等同于低速度的想法，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由于经济一定时期的量变累积会带来质变，使得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明显。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质变。在我国，经济先后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新常态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即将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

 

 

辩证认识、科学统筹经济发展质和量的关系，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物质严重短缺，追求经济量的扩张成为主要目标。195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指出：“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经过努力，“一五”计划主要指标大都超额完成，工业取得的成就远远地超过旧中国100多年的发展，为我国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9.6%，1957年我国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此后的几个五年计划以及我国确定的“三步走”战略，在经济发展方面均贯穿着“量的扩张”的思路，尽管一些年份出现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但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快速增长，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事实上，经济保持更快增速，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归根结底是因为新的社会制度能够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量变必然带来质变。我们党及时把握大势，推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与时俱进。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提出，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强调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矛盾的焦点是经济活动的效益太低，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改过去常用的“又快又好”的提法，强调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新时代1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十年，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发展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冲击，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减缓趋势明显，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质变和量变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有机统一。一是从新发展阶段任务目标看，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这是经济发展量的规定、速度的要求。按照联合国标准，2021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高于12695美元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人均GNI已达12441美元，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据测算，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收入水平需要达到人均2.5万美元左右。也就是与2022年相比人均收入再翻一番，这要求经济年均增长5%左右。这是我国经济即将达到高收入水平这一质变后的新的量变要求，是在更高平台更高阶段上的经济发展，是经济新的质变和新的量变的新组合；既不是原有量变的简单增减，也不是有些人鼓吹的高质低量、高质减量，而是高质高量。经济工作要以此出台新政策、构筑新平台、实现新组合。二是从基本国情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在全球排名第66位。全党要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三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遵循人类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更是长期性要求而不是阶段性要求。全党务必在这一问题上保持高度自觉和坚定清醒，不偏离、不动摇、不折腾，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深化研究、凝聚共识。一句话，现代化建设工作千千万，但经济建设中心工作不能被冲击和中断！

 

与时俱进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质变和量变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协同并进。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通过质的有效提升引领量的合理增长，通过量的合理增长支撑质的有效提升。一是强化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以创新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支持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纵深发展，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潜能，推动经济提质扩量。二是强化协调构建发展新组合。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筑更为科学合理的产业、供需、城乡、区域、国有民营经济、实体虚拟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比例，形成新的经济动态组合和循环体系。三是强化绿色壮大发展新亮点。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观念、技术、制度等阻隔，探索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种路径和有效机制。发挥区域生态资源比较优势，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协作，将生态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使得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量的扩张的新增长点、质的提升的新支撑点。四是强化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切实解决准入后的准营问题，在国际竞争中锻造市场主体，扩大合作领域，拓展发展空间，在开放合作中实现经济质升量增。五是强化共享凝聚发展新共识。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让全体人民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增强发展信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恪守契约精神，让民营企业在共享要素资源、共享市场机会中凝聚发展共识。

 

千方百计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经济质变和量变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活力迸发。2023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创造条件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一是让干部敢为。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支持干部敢字为先、干字当头，勇于担当、善于作为，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意识做好经济工作。完善干部激励机制，改变“不干不错、多干多错”“宁不出彩、也不出格”的思想，鼓励干部解放思想谋创新，放开手脚促发展。细化“三个区分开来”的操作细则，实施科学精准问责，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撑腰。二是让地方敢闯。在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鼓励地方解放思想，放心、放权、放手地方政府大胆作为、勇敢探索，激发地方干事创业的主观能动性，尊重并支持地方结合实际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促进各地比学赶超、勇闯新路。继续大幅合并简化各类督察检查，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乱指挥、瞎指挥。三是让企业敢干。支持企业家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弘扬企业家精神，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迸发生机活力。倡导开门搞改革出政策，完善改革方案和政策制定机制，吸引优秀企业家直接参与相关文件起草、政策制定，使得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更接地气、务实管用。四是让群众敢首创。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用好群众智慧，虚心向能者求教，真正向智者问策。要善用、快用群众首创成果，使之上升为理论和政策并指导新的实践。同时，完善托底政策和风险分担机制，注重解决首创者的后顾之忧，让敢闯者面对风险有退路、不退缩。（作者刘新民，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研究局副局长，文章转载自《学习与研究》202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