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既有利益固化的藩篱，经常会导致经济运行中出现较大的摩擦，由此发生重大结构性失衡。总体来看主要是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现象与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现象的并存

 

市场取向改革不足现象，指的是应该由市场进行评价的领域、部门和活动，却依然用行政机制配置资源，如直接控制土地要素的配置，不仅全面控制农村土地征用权和城市土地分配权，而且直接控制使用者选择权、期限、用途等；直接控制高级劳动力的流动和配置，如国企经营管理者、事业单位技术技能型劳动者按市场原则配置的比例在不断降低；直接或间接控制资本要素的配置，如通过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系统控制货币资本的运动，商业银行依据行政垄断力量实施的市场经营行为，这是造成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微弱的主要因素之一；政府和某些平台企业垄断数据资产，社会各界无法参与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机制，等等。市场取向改革过度的现象，指的是应该由政府作为公共品管理的领域、部门或活动，却在一定程度上放给了市场按照盈利原则运行，如所谓民生的“新五座大山”（教育、医疗、养老、基本住宅、育儿），就是对公共品或半公共品进行市场化管理导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不足，导致商品要素资源按照市场信号流动不足，产业部门生产的不足与过剩，难以通过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调节并达到均衡，直接导致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并造成纠偏的困难。市场取向改革的过度，直接导致与民生相关领域民众负担过重，以及政府公共职能的飘移，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政府作为不力的根本性表现。

 

（二）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与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不均衡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央不断地向地方分权，一方面形成了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相应地形成了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体系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基本格局，这使中国总体成为具有“行政区经济”特征的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能力上的不均衡，指的就是中央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表现较为弱势，而真正作用强大、覆盖面极广的，是在分权体制下由雄厚财力支撑的地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它们是地方政府参与区域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和工具。这类产业政策名目繁多、五花八门，在发展效应上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竞争的强度，但是也存在一些瑕疵，如严重的产能过剩、过度投资、政府债务、高企的房价等等。如在各种以产业政策名义主导的地区间竞争中，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明补或暗补的方式，奋力拼抢价高税大的重大投资项目，竞相拼比优惠政策的力度，形成不公平竞争和市场壁垒；为显示经济强大或新闻价值，扭曲市场机制“一窝蜂”地追求本地没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以保护本地企业的名义，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外地企业竞争，或者在这个旗号下，以行政权力干预地方司法为本地企业谋取利益。显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能力上的不均衡，使具有明显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特征的行政区经济现象盛行，严重地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如疫情中各地层层加码制定封堵政策等等。这些情况一方面严重地限制了中央政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宏观调节的能力，经常只能借助于严厉的行政手段进行一刀切式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能力弱，也限制了中央政府对区域间公共品供给的调节能力。

 

（三）对外开放程度与对内开放程度不对称

 

从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选择的就是“以对外开放促国内开放（或改革）”的基本思路。这种选择当然是非常理性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不借助于外部力量的冲击或者推动，我们很难在计划体制一统天下的基本格局中杀出一条血路。这不仅在于旧的观念难以破除，而且更在于基本的利益格局难以冲破。“以外促内”可以让民众更容易看到开放的好处，从而争取更多的支持国内改革的政治力量，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操作。如为了开放国门吸引更多外资，就需要在整体营商环境不佳的条件下，通过设立各种经济特区对环境进行局部优化，这样就有可能把外资吸引进来，同时把创造的优良营商环境从局部向整体进行延伸和辐射；加入WTO后，为了实现规则与国际接轨的承诺，就需要我们做出各种适应WTO要求的国内改革。毋庸讳言，这一改革策略也存在一些不足，就是它高估了对外开放对推动国内改革可能的作用，低估了国内改革的难度和长期性，同时低估了旧的观念、利益、习惯等可能对新体制机制的渗透性和腐蚀性。现在，“以外促内”的改革开放策略，应该及时转向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共同促进、共同发展阶段，既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更要以对内开放促进和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当前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进一步对外开放，全面的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没有进一步的对内开放，我们的对外开放就无法深入下去，更无法建立和完善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现在因对内开放不足，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如国内地区间各自为政、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等非一体化竞争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能性，影响了地区间现代产业链现代化的分工协作，影响了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的可能性，这些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再如，国内市场对民营经济的开放程度不足，必然影响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信心和发展空间，从而影响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对外开放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方面，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美国在按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重塑全球产业链，构筑全球化的“小院高墙”，千方百计排斥中国并试图抑制中国进一步崛起。另一方面，在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增大中国制度型开放难度的要求，拉大与中国现有状态和规则的差距。如在“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美欧日关于WTO改革的声明等方面，对涉及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补贴、数字贸易、劳动标准、竞争中性、知识产权、市场经济导向等规则方面，都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开放难题。如在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方面，美国一方面在恢复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导向，对自己的芯片半导体、新能源和新能源车、新材料、医疗器械设备和原药等实施产业补贴政策；另一方面又在国际规则中，把禁止补贴的主体由政府扩大到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将禁止补贴的领域由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对外投资领域，同时也将国有企业间的担保纳入禁止补贴的方式，并引入反向举证责任加大惩罚力度。在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国情现实下，这无疑大大地增加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难度。

 

现在重要的是，要按照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对内对外的一体化联动改革开放，以国内体制规则改革和对内开放，有效对接全球通行的先进规则，有效解决对外开放程度与对内开放程度不对称的问题。如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可以继续推出有标志意义的开放举措。2020年版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虽然把全国清单条目从2019年的40条缩减到了33条，自贸试验区清单条目则从37条缩减到了30条，但在服务业开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制度性障碍，某些重点行业开放程度还不够。服务业是发达国家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行业，中国这个领域开放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再如，我们要继续加大国内投资营商环境的优化力度。国内营商环境的改善过程，也就是对外开放的深化过程。当越来越多的外资是由于庞大的国内市场的吸引力进入中国，公平竞争环境的建设就显得更加重要。过去，中国对外开放主要靠优惠政策去创造政策洼地，吸引商品和要素流动。现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实施制度型开放，使政策规则统一和一致，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主要应该靠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投资营商环境。其中，政策和规则的透明度、产权保护、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是中国优化营商投资环境中最需要加强的重点，也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作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