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至关重要，大规模全体系的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也是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制造业就业数量和比重过早过快下滑，会导致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向国外转移，短期会对我国制造业规模体系造成较大冲击，长远看更会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造成较大威胁，影响新发展格局下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是强化就业优先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速度不断加快，以简单加工、重复性劳动为基础的传统制造业必然要向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标志的先进制造业转型，转型升级会带来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分化，尤其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总量增速放缓、成本快速上升，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增强，制造业不可避免会面临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与招工难、招工贵、留人难、员工老化等问题。但也要看到，推进传统制造升级赋能、先进制造融合集群发展可以开发出更多技能型就业岗位，打造出更多制造业高质量就业增长点，进而满足劳动者对体面劳动、高质量就业的新期待。因此，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大背景下，要注重在稳定制造业就业总量、提升制造业就业质量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充分就业。

 

优化制造业结构，培育更多制造业就业增长点。我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纺织服装、箱包鞋帽、家电电子、五金制品等产业都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是吸纳劳动就业、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力量。要实施劳动密集型产业固盘行动，推动传统制造业升级赋能、延伸产业链条，保持传统制造业就业基本稳定。实施先进制造业提升行动，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发更多技能型就业岗位，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实施龙头企业培育行动，培育一批产品美誉度高、品牌影响力大、综合竞争力强的大型制造业，增强大企业就业带动能力。实施中小企业繁荣行动，健全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提升中小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扩大制造业就业基本盘。在中西部、东北地区选取交通区位和资源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重点培育一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承接地，有序推动制造业的国内产业转移。

 

提升制造业盈利能力，增强制造业就业吸引力。促进减税降费政策公平普惠高效直达，切实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微观市场活力。强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政策，完善预留采购股份、价格评审优惠等举措，提高中小微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持续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制造业，打通不同类型企业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融资，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稳住我国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优势。健全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制造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实现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广泛宣传制造业技能人才事迹，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全社会确立尊重劳动、尊重技术的观念，鼓励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道路，营造劳动者乐于到制造业就业的良好生态。

 

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技能人才，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领域高素质技能人才缺口很大。坚持学校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并举，充分发挥企业职业技能培训的主体作用和职业院校培训资源优势，构建以行业企业为主体、职业学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结合，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多渠道增加制造业技能人才总量供给。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明确校企合作培养技能人才的责权利，提高校企合作法律保障水平，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创新链与培训链有效衔接。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打通“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学习衔接渠道，实现中高职贯通、普职融通，为技能人才提供更宽广的职业发展通道，更好服务支撑我国制造强国战略。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健全重点企业用工的常态化服务机制，针对一些带动就业能力强、用工规模大的制造业重点企业，建立公共就业服务联系制度，帮助解决企业用工问题。支持各地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实际，将紧缺制造业技能人才纳入人才引进目录，高技能人才的配偶、子女按有关规定享受公共就业、教育、住房等保障服务。扎实做好劳动权益保障，依法查处招聘过程中的虚假、欺诈现象，强化劳务派遣用工监管。改善劳动者就业条件，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工时制度，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推动简单重复的工作环节和“危繁脏重”的工作岗位尽快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加快重大安全风险领域“机器换人”。健全政府、工会、企业代表组织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提升企业与劳动者沟通协商的制度化程度，构建企业和职工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作者：张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