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后，发达国家借助技术进步不断提升其经济韧性，同时也使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断缩小与领先国家的差距，较同期其他国家展现出更好的经济韧性，其原因可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等多维度进行揭示。

 

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不同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时代发展之间的迭代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如果没有通过变革获得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仅凭其本身的力量，将难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也是马克思强调“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原因之所在。因此，除了制度变革、资本积累、技术准备、市场需求的扩大以及观念变革，更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需要具备韧性，否则在各种冲击之下容易陷入发展停滞甚至倒退。而一国的经济韧性往往取决于本国人民的全面发展，取决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能力的提升，这也是经济历史学家格申克龙在分析发展中国家赶超进程时反复强调的适应性能力的积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特别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不断增强个人抵御冲击的能力和企业家的创新发展能力，通过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动力。

 

历史维度：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经验。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其中的艰辛和曲折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冲击，不仅包括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制度变革冲击，还包括国际金融危机等各种经济冲击，以及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与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中国得以成功应对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善于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失败教训，不断夯实长期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从阿伯拉莫维茨到罗德里克都反复强调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对领先国家赶超的关键所在。根据阿伯拉莫维茨的社会能力理论或罗德里克的基础能力理论，中国积累了赶超领先国家所需的坚实社会基础，包括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系和制度能力、良好的社会凝聚力和不断进步的技术创新能力，其核心是不断积累和提升的本土知识体系，实现了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转化和利用，使外在的技术转化为中国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通过“积极地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用好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实现了社会基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正向循环，使中国经济能够经受各种冲击，并在多次冲击中增强自身韧性。

 

现实维度：各国经济发展成败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战以来各国经济发展史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具有抵御冲击并从冲击中快速复原的能力，即经济韧性是现代化的显著特征。二战后，不少国家顺利迈过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跨入发达国家行列。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未能有效抵御冲击，导致经济增长后续乏力。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史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即使是率先开展工业革命的英国，逆转的风险同样奇高无比。因此，对中国而言，“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基于对各国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经验的总结，在发展过程中注重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着力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使中国从一个落后国家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回旋余地广。这一重要表述明确了中国经济韧性的核心思想，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学理内涵。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本身具有强大韧性，对外能及时适应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形势，对内能自我纠偏克服各种不足，同时注重充分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始终以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己任。

 

“潜力大”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抵御力。经济增长潜力是指在所有资源被充分利用时，一国所能实现的最大可能产出。不论是横向区域对比，还是纵向跨国对比，中国经济都表现出巨大潜力。横向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存在居民收入、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特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呈梯度差异格局，表明中国经济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纵向来看，无论是生产要素质量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有效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无疑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增强发展动能。特别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发展优势。

 

“活力足”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复原力。更有活力的经济在面临冲击时具有更强的韧性，而一国的经济活力离不开企业家这一重要市场主体。企业家精神的内核是“创造性破坏”，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往往率先使用新技术，并对其他企业产生示范和带动作用，通过新技术和新知识的扩散、竞争的溢出和多元化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打造世界一流的营商环境来“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企业创立者作为中国创新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不断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从现实来看，代表创新前沿的高科技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创新投入更好地转化为更高质量的创新产出。

 

“回旋余地大”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大国优势。中国的大国优势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不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发挥后发优势以实现对领先国家的赶超，更能在遭遇各种冲击时，有效调动资源并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化解危机，从制度上夯实中国经济韧性。中国的大国优势包括庞大的经济总量、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及深度的经济全球化参与度，三者相互融合为中国应对各种冲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足够的腾挪空间。首先，中国经济总量庞大，从总量上提供回旋余地。中国经济总量自2011年以来已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提升。其次，中国有着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从规模上提供回旋余地。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大国，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加之各区域资源禀赋及发展存在差异，有利于区域间技术的转移扩散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够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减缓和化解各种负面冲击。最后，中国积极拥抱经济全球化浪潮，坚持并深化对外开放，从空间上提供了回旋余地。除了经济上融入全球经济，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发展，用行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助力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作者：邵素军 杨先明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