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三年疫情的强力冲击和收入分配端问题的强约束，我国消费增长的巨大潜力难以有效释放。按照党的十九大确定的新两步走战略部署，我国人均GDP差不多在两个15年间都要翻一番，届时人均GDP按现价差不多也达到6万美元左右，2050年前后，我国人均资本形成总额估计为1.2万美元左右，人均最终消费可达4.8万美元左右。而2022年我国人均资本形成总额和人均最终消费分别为6757美元和5349美元。即未来不到30年，我国人均消费有6倍的增长空间，而投资仅有1.2倍的增长空间。换算为增长率，人均消费年均潜在增长率为7.3%，人均资本年均潜在增长率仅为2.3%。可见，未来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消费决定经济增长速度。

 

　　2023年我国消费增长明显恢复，但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相比，仅恢复到一半，最好的月份如前两个月和8月份，也仅恢复到疫情前平均值的70%，还有30%的消费受体制机制性因素压制，主要是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不足。未来消费增长空间大，主要在服务消费，我国服务消费总体上还未达到其生命周期的中期，即加速期，沿海发达地区也仅刚刚进入这一加速期。如淄博烧烤经济、演唱会经济等，显示了我国聚集型消费和新型消费的广阔发展空间。“西安发布”公众号称，据第三方抽样调查统计，“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演出前后，西安住宿线上提前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尤其是8月6日至7日出行总订单量同比增长738%，门票收入3576万元，直接带动4.16亿元的旅游收入。展望2024年，考虑到疤痕效应的逐步消失，消费将继续恢复性增长，但分配端的约束会抑制消费的增长空间，预计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左右。由此决定了经济增长增速5%以上。

 

 

　　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空间有限，投资总量扩张受到人均资本处于增速递减阶段的限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呈长期的递减趋势，如果不顾后果地扩大一般性投资，不仅会加大许多行业的产业过剩压力，还会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不合理提高而形成更大的风险。未来一段时间，规模过大的投资（投资率过高，目前仍在40%以上）和严重偏低的消费之间有待加快实现合理均衡，一降一升的需求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扩大内需，又能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和需求间动态均衡发展，从而激发市场经济的更大活力。

 

　　首先，从分配角度看，投资和消费是分配关系的体现，高投资会对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占效应。其次，从效率角度看，造成我国高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的投资效率偏低，无法有效发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长此以往，易形成“资本效益下降—投资扩张—资本效益下降”的恶性循环。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工业品产量已经超过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峰值，继续扩大投资只会导致更大范围的生产过剩、物价下跌。特别是，随着投资量的扩张，僵尸投资累积的也越来越多，存量资本的“堵塞”问题越积越大，不利于企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再次，从资源配置角度看，沉淀下来的闲置资本造成经济社会总成本上升，产生效益损失。展望2024年，由于上年基数偏低的影响，投资增长有望小幅回升，预计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3.5%左右，比上年回升0.5个百分点左右，但比前两年平均值低1个百分点，投资增长将呈现逐步下降态势。

 

 

　　2023年1—10月份累计，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5922亿元，同比下降9.3%，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深度调整中。预计2024年房地产将继续保持调整态势，因为房地产的资金偏好、供求关系以及预期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调整将呈现一种中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周期性调整，房价、住宅产销量等调整远未见底，房地产的风险释放也仅处于初期，希望稳房市来稳增长并不实际。相反，需要加快摆脱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着力化解房地产所带来的巨大潜在风险。一方面，我们要适应房地产形势的重大变化，积极改变房地产发展模式。过去形成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地产开发经营底层逻辑正在改变。从需求方面看，房地产由以土地为导向的增量模式，转向以存量人口为调整的存量优化模式。这种变化使得城镇房地产市场需求端从以新进城和刚需购房人群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改善型人群为主。从供给方面看，房地产发展模式将从以传统的开发为主逐渐转向开发与城市更新并重。另一方面，必须尽快摆脱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最佳的宏观环境。高度依赖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实质是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和投资依赖症的主要表现，而正在加快构建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创新驱动和共享共富提供的需求支撑。如果我国经济长期摆脱不了对房地产依赖，必将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对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障碍。这些障碍包括：一是制约实体经济升级发展，导致产业降级和就业降级；二是制约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房地产依赖度高的地区，多为工业化发展明显滞后的地区或明显不重视新兴产业发展的地区，没有建立起自身的产业优势，希望通过房地产发展实现“超越”，结果陷入高负债、高依赖的“泥潭”。摆脱房地产依赖不仅要破除理论的迷雾，而且要从实践上主动作为。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2023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汽车产业增势喜人，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的优势开始确立。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实质。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反映了产业现代化的核心。企业通过引入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竞争力，有利于整体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助推服务业的高增值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其中特别是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发展作为新一轮科学范式的重要发展方向，将赋能新质生产力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能源汽车作为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模式有效地验证了这一点。预计2024年汽车总产销售量有望突破3000万辆大关。同时，在产业大转型、大升级时期，产业之间的增长分化现象将依然明显，但2024年及之后的几年，将是传统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分化中突破将逐步代替分化中衰落，传统产业智能化低碳化融合化的改造释放出巨大的新动能。

 

 

　　从价格短期运行态势看，2023年三季度CPI和PPI已双双周期触底，开始温和回升。自2022年9月份CPI同比达到高点2.8%之后，CPI开启下行周期，至2023年7月份，CPI同比触底-0.3%，开始进入修复周期，10月份收窄至-0.2%。CPI环比于2023年2月触底-0.5%，随后开始温和回升，10月份收窄至-0.1%。PPI同样于2023年8—9月份周期触底，从2023年6月-5.4%开始修复，10月份收窄至-2.6%。PPI环比于2023年5月收至低点-0.9%，10月份上升至0.0%。同时从图4可以看到，2023年CPI和PPI环比涨跌均属于温和波动，难以出现新的大涨大跌趋势。短期看，我国经济既无通胀又无通缩的风险。受消费继续恢复性增长及市场去产能等因素的共同影响，2024年CPI有望温和上涨，预计增长1%左右，PPI跌幅继续收窄，但能否由负转正主要看生产资料供需平衡，恢复正增长有较大难度。

 

　　与物价增长，特别是与PPI关联较大的是企业效益的增长趋势。我们认为，202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PPI的跌幅明显收窄，导致大多数投资品生产企业效益改善，在前期基数的影响下，2023年8月份以来工业企业利润转负为正，正体现了这一变化。二是未来可能出现的CPI增速温和回升将使整体企业效益得到较大的改善。三是针对2023年经济恢复中的新阻力，诸多行业与企业认识到需求不足问题的严峻性和长期性。因此，主动去产能去杠杆予以应对，这有利于产业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从而也会在产出效益上体现。

 

 

　　2023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为严重。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1—6月16—24岁的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7.3%、18.1%、19.6%、20.4%、20.8%、21.3%，呈现逐步走高趋势，近12个月我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相比25—59岁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高出5倍左右。从就业结构层次上看，25—59岁劳动力的失业率进入了较长的下降区间，自2022年11月的峰值5%已经下降至2023年6月的4.1%，就业率保持在高水平，而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这表明青年人的就业问题是目前我国就业中的最大难题。其原因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三期叠加因素的影响——城镇新增劳动力规模不断提高、推迟就业的毕业生不断增加、疫后劳动力失业压力骤然增大。二是由于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不足导致高端就业岗位供给严重缺乏，加之青年劳动力供给积累过多，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三是产业升级导致劳动力掌握的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就业观念转变导致劳动力就业预期与现实不符。预计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青年人的高失业率仍然是我国最难的结构性就业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未富先老和未富先债两大问题。地方政府背负了较大的债务压力。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到期能否按时偿还的风险，加之地方政府未来还本付息压力难以化解，而债务的利息支出会进一步影响到其当期的财政支出、投资等决策。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人口老龄化会加大我国社会保障、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压力。因此，政府部门还需要加杠杆。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和日本当年并不一样，1994年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接近4万美元，是目前中国人均GDP水平的3倍，但1994年日本政府的杠杆率水平非常低。目前，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公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2023年9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分别为22.6%和31.2%。所以，改善我国政府债务结构不仅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而且会使政府的付息成本下降。未来两三年，可以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或者扩大地方再融资债规模进行置换，进而大幅减轻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的推进，创新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能，备受重视。区域创新范式积极变革，各地都在积极争取政策优势、制度开放。目前，区域创新表现出以重点城市辐射带动的特点，且“南热北冷”问题依然突出，根据《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2022》，2022年第一梯队的六个地区创新能力强劲，为我国创新领先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其中按照“南—北”格局划分，南方地区占据4个席位，而二三梯队的多为中西部地区，创新协调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我国多中心的区域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未来几年将会进一步巩固，包括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创新集聚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创新集聚区、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新集聚区，以及以成都、重庆、武汉、西安为中心的区域性创新集聚区，将充分发挥其创新集聚的带动效应，增强区域发展的创新动能，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展望2024年，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经济将继续在调整中提质增效，但宏观经济运行在需求端、供给端、分配端仍面临较大压力，预计全年经济增速为5%以上。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中求进、以进促稳，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有机配合，更加注重长期，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在进和升中求稳，在进和升中有效化解风险。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作者：王小广 梁雅楠 周擎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