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均衡性上升，低增长伴随着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和高失业，呈现“四高一低”的发展态势。

 

高通胀表现为全球通胀水平保持高位。根据已公布数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全球仍有近30个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涨幅在10%以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4年全球平均通胀水平将维持在5.8%的高位，89%的经济体将高于目标水平，多数经济体要到2025年才能回到目标水平。

 

高利率表现为全球加息速度达到峰值。近两年，发达经济体平均加息约400个基点，新兴经济体平均加息约650个基点，从近40年来看，加息速度达到峰值。虽然主要央行边际加息速度放缓或者按下“暂停键”，但是考虑到通胀率依然处于高位，全球流动性偏紧的大环境短期内不会改变。

 

高债务表现为全球债务创造历史纪录。新冠疫情期间，在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催化下，全球债务规模持续攀升。截至2023年末，全球债务达到创纪录的313万亿美元。IMF预测，2024年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升至112.7%，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将升至70.1%，到2028年还将分别上涨至116.3%、78.1%。

 

高失业表现为全球失业率上升。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新发布的《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趋势》报告显示，以“有意愿工作但没有工作群体”作为衡量标准，2023年全球就业缺口为4.35亿。与2023年相比，预计2024年全球失业率和失业人数都将有所上升，全球失业率将从5.1%微升至5.2%，失业人数将从1.89亿增至1.91亿。

 

低增长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率放缓。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不充分，面对多重风险挑战，国际组织对2024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容乐观。IMF预测世界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3.1%，低于2000年—2019年3.8%的平均水平。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认为会降至2.4%，2020年—2024年将成为近30年来增速最慢的5年。

 

课题组认为，2024年世界经济增速大概率在3%以下，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压力。但总体看，机遇大于挑战，我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0%，未来仍将发挥世界经济“稳定器”和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这个判断主要基于四点考虑。第一，我国有超大规模市场，作为具有14亿多人口规模、120多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庞大经济体，我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对众多跨国公司、国际品牌来华投资和拓展市场有强大吸引力。第二，我国产业体系配套完整，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为30%。第三，我国人口结构优势明显，15—64岁人口比重达到69%，好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5%，也好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第四，我国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将以改革创新推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塑造新优势，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美联储自2022年3月启动加息周期，至今已连续加息11次，将政策利率从接近零的水平上调至5.25%—5.5%。随着通胀率缓慢下行，美国货币政策显现转向苗头。课题组预测，美联储本轮加息周期已基本结束，但降息通道开启时间、降息节奏受多重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具体包括：美国通胀率下降速度尚不足以支撑美联储降息。美联储目前尚没有提前降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拜登政府有可能为大选推动美联储提前降息。

 

我们认为，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会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三重利好”。首先，有利于降低货币政策调整压力。随着美联储结束加息周期并在2024年开启降息，我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周期差将呈逐步收敛趋势，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将进一步扩大。中美利差有望收窄，对稳定人民币汇率形成一定支撑。其次，有利于促进外贸需求回暖。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能够带动主要大国货币政策跟进，发展中国家债务风险也会得到一定缓解，全球资金流动性更加充裕，世界经济复苏有望加快，为我国贸易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再次，有利于减弱资本外流风险。美联储降息会一定程度导致美元指数走弱，人民币计价资产吸引力上升，有效缓解我国跨境资本流出压力。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警惕全球流动性增加或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导致更多热钱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加大市场波动风险。

 

 

日本长期受通货紧缩困扰，实行负利率货币政策。在长期利率变动的目标上限上调至1%的基础上，2024年在通胀压力高企、日元贬值加剧的压力下，日本央行可能会收紧货币政策。但考虑到日本经济基本面仍然疲弱，日本可能小步推进货币政策收紧，进一步放宽或放弃收益率控制目标，若加息预计幅度不会很大。具体包括：日本核心CPI高位运行。日元呈现持续贬值态势。日本经济增长需求不振。

 

课题组认为，日本货币政策收紧或将推升日本国债收益率，推动国际资本回流至日本国内，但不会对我国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一方面，从日本国内整体情况看，本轮加息幅度不会太大，加之日本在我国股市等金融市场投资规模相对较小，难以对我国金融市场产生较大冲击。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加息会导致日元升值，有利于我国对日出口，带动我国机电、机械器具、服装等优势产品的出口增长。

 

 

欧盟经济增长疲软，2024年增速预计略低于1%，有望避免“深衰退”。在主要成员国中，德国经济摆脱困境仍待时日，法国、意大利的增长前景亦不容乐观。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政策支撑不足。欧元区关键利率均处于高位，受货币政策时滞效应影响，高利率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或将于今年上半年显现。除长期预算承诺资金外，2024年欧盟财政预算当年支出较上年将缩减15%。德国继续遵守“债务刹车”要求，将抑制德国政府的施策空间。

 

二是欧洲议会选举加大不确定性。今年6月，欧委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等重要岗位将发生变动，会深刻影响欧盟未来政策走向。若欧洲极右势力卷土重来，加大欧盟“去风险”和经济保护主义政策，会进一步损害经济发展动能和潜力。

 

三是外部市场需求疲软。2023年，欧盟对日本、韩国、中国出口额分别下滑7.2%、2.2%、0.4%，拖累了经济的复苏。在2024年全球经济大概率放缓的情况下，欧元区外部市场需求前景堪忧，减弱出口对经济的拉动能力。

 

四是结构性问题造成长期困扰。欧洲经济面临生产率增长缓慢、能源供应不稳、地缘冲突频发、长期财政困境等结构性问题，对欧盟经济发展形成根本制约。

 

我们认为，我国与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关系，有利于促进双方经济增长。一方面，我国对欧盟进出口均有望提振。随着欧盟经济相对转好，欧企投资动能恢复将拉动我国中间品、资本品出口，我国对欧电子产品、服装、玩具等消费品出口也有望扩大，对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关键零部件的进口需求也会上升。另一方面，双方新领域经贸合作有望加强。中欧在新能源、绿色基建、服务贸易、跨境电商、大国协调等领域的合作有望实现较快增长，并继续加大新能源和环保产品、数字经济、绿色和数字金融，以及面向亚洲、非洲等地区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新兴市场国家债务一路飙升。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IF）数据，截至2023年底，新兴市场债务规模已攀升至104.6万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7.1%，占全球总债务比重由2022年的32.8%上升至33.4%。考虑到绝大多数政府解决债务累积手段相对乏力，叠加发达经济体频繁调整货币政策造成全球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增加，新兴市场债务仍将持续在高位徘徊，并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是债权人结构复杂。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新兴市场主权债券中有约60%为商业银行、私人投资人所持有，相对2010年提升了15个百分点，而双边债权人和多边债权人持有份额则分别下降了8个、6个百分点。

 

二是偿债将近高峰期。根据世界银行《1989年—1990年世界债务表》贷款还款期限分析结果，未来5到10年内新兴市场国家将迎来偿债高峰期。2023年—2025年，仅非洲地区就将有超过1060亿美元的主权债券到期。

 

三是偿债成本不确定性提升。根据联合国测算，2022年新兴市场平均要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用于还本付息，而2010年该数字仅为0.9%。特别是多数商业贷款是欧美金融机构在可变利率或浮动利率的基础上，从中央银行获取并投放到新兴市场的，在全球货币紧缩大背景下，新兴市场贷款浮动利率也随之上升。

 

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债务违约风险加剧，会冲击我国境外债权利益，但也为我国参与全球债务治理等带来机遇。一方面，有利于在全球债务治理中提升影响力。我国在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G20集团等多边机构债务处置行动中，为全球债务治理提供符合各方利益的“中国方案”，不断夯实我国携手新兴市场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形象。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在与新兴市场国家合作中，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对接合作国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合作方式、丰富合作内容。随着合作的持续深入，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可持续性提升的效用将逐步显现。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处于冲突多发期。英国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全球和平指数显示，全球和平水平已经连续9年下降。因地缘冲突的根本矛盾短期难以解决，叠加“超级大选年”一系列关键选举的交织影响，2024年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会愈加明显。具体包括：地缘冲突在世界范围内多点散发。经济、自然条件恶化诱因短期难以改善。超级大选年加剧局势动荡。

 

课题组认为，全球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会造成全球能源、资源、粮食等价格波动，拖累世界经济，对我国维护全球安全稳定提出更高要求。首先，推动建立安全合作机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国际社会持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其次，促进以经贸合作带动地区发展，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以经贸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缓和甚至化解矛盾冲突，为相关地区的和平正向赋能。再次，参与完善全球治理，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关于全球治理、世贸组织改革等方案，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执笔人：罗蓉、刘栩畅、李馥伊、尹佳音、张一婷、李星晨、郝碧榕、李星辰）

 

作者：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