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严峻复杂。从国际看，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美国推出所谓“对等关税”，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从国内看，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国内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稳固，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比较困难。

 

“困难挑战年年有，但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礼中发展、在历经考验中壮大的。”这些年来，我们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与过去相比，如今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运行内在稳定性更加坚实，经济发展多重优越性更加突出，宏观调控和经济治理经验更加丰富。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冲击，财政始终留有后手。2023年末，我国政府全口径债务总额85万亿元，政府负债率67.5%，明显低于G20、G7国家的平均政府负债率118.2%、123.4%，有较大举债空间。这些年，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专项债支持建设了一大批交通、水利、能源等项目，形成了大量有效资产，很多能够产生持续性收益，还本付息有来源、有保障。充足的储备工具，巨大的政策空间，特别是在实践中形成的财政宏观调控科学方法论，是我们做好当前财政工作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5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这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既充分考虑实现年度预期目标需要，又着力增强中长期发展动能，体现了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前瞻性。这也要求我们在抓好去年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新的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前后贯通，持续发力。当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把握好几个方面的工作要求。

 

在政策目标上，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作为有机整体统筹把握，加大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赤字率，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同时大力优化支出结构，精打细算、有保有压，在多重目标中实现动态平衡。今年赤字率按4%安排，比去年提高1个百分点，赤字规模达到5.66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都是近年来最高的。

 

在工具安排上，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税费优惠等政策工具，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强化取向一致性，打出政策组合拳。今年新增政府债券11.86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9万亿元，其中既有用于促投资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又有支持“两重”、“两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还有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特别国债，多管齐下防患于未然。

 

在发力重点上，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经济循环的堵点难点，加大对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的支持力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安排增幅均在5%以上。同时，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安排10.34万亿元、同口径增长8.4%，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分别安排2.73万亿元、4795亿元，切实增强地方财力保障。

 

在节奏把握上，坚持蹄疾步稳，与各种不确定因素抢时间，已确定的政策和资金安排，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好落实；尚未出台的政策，加紧研究准备，与相关部门做好沟通，一旦需要适时推出，使政策实施与市场预期更加匹配、各方面更有获得感。

 

此外，在做好财政政策设计的同时，要坚持不懈练好“内功”，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财政政策效能。当前的重点是结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围绕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大财会监督力度等任务，组织实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全面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