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风高浪急的国际局势和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第二波强冲击，使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的难度显著加大。我国再次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统筹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效，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现了就业、物价的基本稳定，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民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保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另一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当前和未来中长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将远景蓝图一步一个脚印地变为现实。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高水平稳定开局至关重要。首先，必须要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使经济运行尽快回归到正常轨道，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要着力做好短期综合宏观调控政策与优化疫情防控政策的有机配合，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要继续针对三年疫情冲击中最薄弱的环节、损伤最严重的部分进行持续支持，有效治愈疫情影响“综合症”。其次，要充分估计和预防外部风险挑战的全面升级，做好战略应变对策。第三，对房地产行业出现的趋势性调整要保持耐心和战略定力，千万不能因短失长，失去难得的产业调整升级机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进一步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系统谋划和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着力解决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瓶颈和短板约束，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一）新冠疫情冲击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演化趋势分析

 

作为人类近百年现代史上的一次最大的疫情冲击，人们经历的恐慌、焦虑和煎熬也是极不平常的，对经济的严重非对称影响也是不难想到的。疫情爆发以及采取相应的严格防控措施对人流与物流都形成了巨大的抑制效应，使主要依赖于人的集聚而增长的行业遭受重创，如旅游业、交通运输业、住宿业和餐饮业，这四大行业的就业占全部第三产业就业量的25%左右，这些行业不仅损失了大量的交易量，而且失业问题、不充分就业问题十分突出，这正是二、三年来“需求萎缩、预期转弱”的主要原因；相对应的，金融业、房地产业、互联网平台等不依赖人的接触的行业，影响较为有限，有的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获得替代或转移的新增量。综合地看，主要是消费与服务业受到巨大冲击，而工业、出口及投资活动等所受影响相对较小；线下线上差异显著，线下萧条、线上繁荣；抗风险能力强的大企业、国企相对较好，而广大中小微企业许多陷入生存困境等等。

 

三年来，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总体遵循“冲击--恢复”的两年“一低一高”模式。即疫情严重爆发当年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经济在一、两个季度出现大幅下滑，然后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开始逐步恢复。2022年上半年的形势与2020年极为相似，受上海、北京南北两大超大城市疫情形势严峻的影响，2022年二季度我国经济仅增长0.4%，主要是消费萎缩和服务业衰退，3至5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下降3.5%、11.1%和6.7%；同时，从交通流来看，客运量与货运量均出现了少见的持续下滑，其中客运量与旅客周转量大幅萎缩。前三季度，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下降30.9%和33.2%，货运量同比下降2.0%，这对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特别是服务业的冲击影响是巨大的。上海、北京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效后，6月份经济迅速恢复。三季度经济恢复到3.9%，由于三季度以来的疫情形势复杂化和地方防控措施未与时俱进进行调整，并出现了防控过度化的倾向，导致四季度经济恢复低于预期，且明显低于第三季度，预计2022年经济增长3.0%左右,比2020年略好。明显的结论是：短期经济的强烈波动主要是受疫情强弱及防控效果的影响，其他如短期周期、政策及外部因素的影响，都是次要的。

 

与两年前比，2022年三季度以来受疫情冲击后的恢复增长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恢复不那么连续，也不那么强劲，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如果疫情形势本身没有变化，那么随着防疫经验的增多和防控能力的增强，经济运行应该继续遵循“冲击--恢复”的特定模式，由此推测第三季度恢复较快、第四季度恢复更快以及2023年经济实现更加强劲的恢复，是可期待的。

 

2022年7月份以来的经济恢复不足一定是另有原因：那就是疫情本身发生了变化但防控措施却没有做相应的及时调整，甚至不少地方出现了明显的防疫过度问题。疫情变化是明显的，实际上真的是按“大疫不过三年”的规律在运行。现在回过头来看，新冠肺炎的变异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考虑到毒性强、传染性相对低，高死亡率以及未来变异的巨大不确定性，采取严格管控措施是最好的应对方式。第二阶段，从初期的新冠肺炎毒株到第德尔塔的变异，传染性提高了，致死率降低了，但致死率仍然明显高于一般的流感，是它的6-10倍，此时，在第一阶段严格防控的基础上适当加强防控，主要是将防控的范围扩大，是有效合理的应对。

 

问题出在第三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在2021年底进入第三阶段，即流行的毒株奥密克戎显著特点是传染性明显提高、但致死率却继续大幅下降，降至低于普遍流感的水平。此时，如果继续以“防疫第一”代替统筹防疫和经济发展的过度防疫问题，就会导致“动态清零难、代价无限放大”。经验与新的实践表明，根据疫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防控措施才能做到两个“最大”，即最大化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先后发布的“二十条”、“新十条”，就是针对第三阶段疫情形势变化所采取的最好的适应性举措，将给2023年的经济恢复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由此，不仅会使“冲击--恢复”的模式继续在未来一段时间起作用，而且最后会出现社会普遍期盼的结果：疫情终结和经济运行模式完全回归常态化。

 

（二）2023年我国宏观经济将全面恢复，疫情终结和经济运行完全常态化可期

 

按之前的“冲击--恢复”模式以及疫情形势与防控政策的重大变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2023年我国经济发展必将重演2021年的强劲恢复走势，而且随着疫情向低危害性演化且有望不久将会终结，前三年形成的特殊“冲击--恢复”增长模式也会结束，回归完全正常化的增长模式。预计2023年我国经济增长将超过6%，甚至可能达到7%-8%。

 

首先，消费的“大补偿”将来临，消费大幅反弹是2023年的大概率事件。就消费来讲，除基本消费品消费与非集聚性类消费外，其他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被连续三年大力度抑制，一旦经济活动正常化，不仅这些当期被深度抑制的消费需求会集中释放，而且因三年结存的购买力而可能出现加倍的补偿，如旅游次数的增加或时间的延长。在不少消费领域，存在一年补偿三年的可能。

 

我们的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消费增长的潜力为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7-8%（名义增速，实际增速为6%以上），在疫情爆发后的两年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4%，即有接近4个百分点的消费增长潜力被抑制，其中疫情常态化的影响占一半，即2%，另一半2%则是被分配结构与体制矛盾所压抑。2022年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9190亿元，同下降0.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次为负。疫情防控的优化及疫情将结束的预期，将使2023年消费出现报复性回升，按“冲击--恢复”模式，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7%左右，再加上补偿性消费需求的释放，预计2023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左右。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将超过60%，贡献4个百分点以上。

 

其次，基于基建政策性扩张的投资增长将适时适度放慢。2020年和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危机下的增长模式，即由于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和服务业都受到疫情爆发的巨大冲击，此时，如果不进行强有力的政策干预，经济发展将会陷入衰退。由此我们看到，投资对这两年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强，似乎又回归到高增长时期的模式，实际不是，这并不表明投资将再次主导经济增长，只不过起着暂时的“托底”作用。投资作用的短期增强，一是超前发展基建，透支未来的投资，二是以扩大供求不平衡的矛盾为代价，缓解总量增长矛盾。一旦经济强劲恢复，这些投资将会加速退出，投资将更加聚焦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与补民生短板等关键领域。2021年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2020年我国GDP增长2.2%，其中投资的贡献率为81.5%，即拉动经济增长1.8个百分点，而消费的贡献率为-6.8%，下拉GDP0.2个百分点，至2021年经济全面恢复，消费的贡献率回到65.4%，投资的贡献率则降至13.7%。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来补偿主动力的衰减，不是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的回归。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投资的潜在增长率只有4%左右，按这一趋势，我们预计2023年投资增长3-4%，比2022年明显回落。

 

第三，出口增长将面临多年不见的外部压力。自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出口在全球经济中表现出明显的韧性，出口竞争力有较明显的提高。2020年和2021年，我国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价分别增长4.0%和21.2%，分别拉动GDP增长0.6个和1.7个百分点；2022年前11个月我国外贸出口总额为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超出年初预期，估计2022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个百分点。展望2023年，我国出口增长将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全球经济因美联储超常加息而可能处于明显的经济增长收缩期，甚至会引发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陷入衰退或低迷，从而抑制我国出口扩张；二是随着全球疫情的即将结束，我国因疫情影响和治理而获得的短期“绝对优势”将逐步消失，代替它的将是一般的比较优势，之前面临的“前堵后追”压力会再一次抬头，出口调整在所难免；第三，美元过快升值后的调整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这对出口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2023年产业发展将是“补齐与升级并重”，有的大升，有的小升，有的继续调整。一是服务业将重拾升势。从产业发展来讲，服务业发展三年受困，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以及疫情有望终结的预期，将极大地促进服务业的复苏，出现明显的补偿性增长机遇，特别是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有望出现爆发性增长。二是制造业将继续回升，效益也会明显改善。制造业受到需求恢复与创新升级的双向驱动，会迎来一个较稳定的增长期，比重稳中有升是其一个突出特点。服务消费的大恢复、疫情最后爆发期安全保障的需要等，对汽车需求将形成强有力的支撑，汽车产销量有望在2023年首次突破3000万辆，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同时，由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下行，规模以上企业的总体效益将会有较明显的改善。三是房地产将迎接一波自然反弹，但反弹空间有限。2021年以来的房地产大调整与疫情爆发没有什么关系，房地产调整源于自身过去20多年的过度发展，物极必反。当前我国房地产问题是严峻的，其严峻性不能仅从政策面的变化以及疫情的影响来分析，这些都是次要的因素，影响房地产发展趋势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透支过度（居民、政府、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每个重要参与者都存在过度问题）和房价的长期高泡沫。房价长期虚高、行业负债率过度攀升以及金融风险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不可避免的趋势性调整，趋势性调整的主要标志是，风险释放加快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如2022年上半年曾出现的“断贷断供”潮），同时，诸多以前较为奏效的刺激政策，即便加大力度也很难发挥作用，此时的房地产行业将迈入长期的调整过程，这是无法抗拒的产业生命周期规律。趋势变了，逆周期调节只能缓解下行压力，不能使趋势逆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判断2023年房地产只会有限反弹，而不可能再次重演往日繁荣的主要原因。四是平台经济将进入阶段性或周期性调整，面临重组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平台经济在疫情发生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因其无接触、跨时空、交易成本低等优势，获得了大量的转移需求，一些平台业务如网上培训、网上交易、网上娱乐等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随着疫情的即将结束以及平台过度繁荣所暴露的问题而引起的政策规制及加快信用建设的推进，平台经济将进入到长期繁荣过程的第一个重要调整期，平台重组与升级在所难免，出现阶段性成长率下降是必然的。

 

 

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经济发展安全日益受到各国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将安全问题放在与创新并重的位置上，更加注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确保国家安全的合理平衡。过去五年，我国经历了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发展历程，经受了世界变局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和国内经济下行等多重考验，特别是有力应对一些国家推动经济科技“脱钩”等挑战，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基本稳定，稳住经济大盘。但是，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一直存在，加之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和俄乌冲突持续的外溢影响，经济发展面临持续挑战，已波及国防、主权、粮食、能源、供应链、社会、政治稳定等多个方面。因地缘政治博弈出台的一系列针对经济、金融、科技等领域的限制措施，在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企业和居民应对危机的难度。因此，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一）对2023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

 

在新冠疫情反复与俄乌冲突事件影响下，2023年全球经济活动普遍放缓且比预期更为严重，通胀处于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与我国反弹回升的走势相反，普遍面临经济下行甚至衰退的趋势，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呈温和复苏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2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7%，其中，美国为1.0%；欧元区和英国分别为0.5%和0.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3.7%（其中亚洲经济体发展相对强劲，经济增长率为4.9%）。

 

美国加息政策发挥作用后，2023年其通胀有望得到有效抑制，加之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很有可能避免经济衰退。2022年第二季度以来，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和多轮货币紧缩操作，美国经济增长处在低于1%的潜在速度。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和就业情况有所好转。10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同比上升6%，是继2021年12月以来的最小涨幅，国内需求有所放缓。同时，虽然劳动力市场面临供需错配问题，但总体仍然具有韧性。2022年11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26.3万人，大幅高于20万的预期；失业率保持3.7%不变；劳动参与率为62.1%，略低于62.3%的预期值。此外，在短短九个月内加息7次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022年11月30日的发言也释放了加息“减速”的信号。有关机构预测美国核心PCE通胀率将从2022年9月的5.1%降至2023年12月份的3%左右，美联储的政策目标或将从抗通胀逐渐转为抗衰退。

 

欧元区与英国作为俄乌冲突的主要波及地区，可能陷入衰退。由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粮食的依赖关系被俄乌冲突打破，家庭能源账单的高增长推动整体通胀率在欧元区达到12%的峰值，在英国达到11%。欧元区主要面临两大风险，上行风险来自持续的核心通胀，下行风险来自更深的衰退或意大利主权风险的爆发。目前，通胀仍在上行，拐点仍未出现。等到多轮加息的货币政策紧缩效力逐渐释放、因进口天然气导致贸易逆差扩大的局面得到缓解、欧元汇率逐渐回升后，通胀可能会迎来拐点，经济才能从衰退中恢复。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好于发达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数据，新兴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态较为稳定。展望2023年，如果欧美出现经济衰退，可能会导致外部需求放缓而承受更大的出口压力。此外，若美联储紧缩节奏放缓，亚洲市场面临的资本外流压力或将缓解。

 

（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发展的新动向

 

受经济下行和地缘政治变化影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挑战。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内核，碳中和关系一国能源安全与绿色经济发展，也是各国能否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站稳脚跟的重要抓手。虽然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碳中和的队伍，但各经济体之间仍存在较大政策和认知鸿沟，碳中和行动的不对称和不平衡性突出。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欧盟在碳中和行动中将产生一定倒退，美国立场转向积极但政策延续性差，新兴发展经济体立场分化。在此对比下，中国或将成为更加积极的碳中和推动者和实践者。

 

欧盟长期处于领跑地位，但俄乌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或使其产生间歇性倒退。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欧盟曾推出一项野心勃勃的能源计划，宣布在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40%提高到45%，并在2030年前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然而，在受到俄乌冲突波及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的高涨以及潜在的债务危机，使欧洲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日益展现出单边主义倾向。当前，包括希腊、波兰、捷克、德国、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都在“去煤”上走“回头路”，比如德国拟修改法律草案，取消其中涉及的“在2035年之前能源行业实现碳中和”，模糊了淘汰煤电厂的期限。

 

美国立场转向积极，但政策连续性差。2017年6月1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全球气候治理拖入低潮。拜登上台后，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拜登政府制定了三个阶段性目标并出台四个重要文件支持碳中和行动，彻底颠覆了特朗普政府的气候应对政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选举周期的变化会导致美国气候政策缺乏连贯性，每当需要在涉及气候目标的问题上出钱出力时，到了美国国会那里都会大打折扣，导致许多项目很难取得真正进展。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等碳排放爬坡国家立场出现明显分化。由于此类国家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与排放挂钩、平衡减排与增长等巨大困难，国家立场出现分化趋势。印度迟迟不愿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主张采取被动等待国际社会帮助的态度。东盟一些成员国正在努力平衡增长与减排，如印尼提出“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但同时强调不会以牺牲经济为前提追求更为激进的气候目标。拉美国家立场相对积极但成效有待检验。

 

中国是气候治理的行动派，并有望赶上发达国家步伐。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在积极应对国际气候治理，努力在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做出成绩，包括对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企业的转型改造，对煤炭等传统能源的改造升级，积极开发新能源，并为实现“双碳”目标制定详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强调要“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同时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加强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确保能源安全。”

 

简言之，在碳中和问题上，美欧需积极承担主要责任，并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采取一致行动，才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对中美关系问题的基本认识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相互交融最深、合作领域最广、共同利益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

 

当前，中美双方在加强沟通交流、推进务实合作方面意愿强烈。但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的战略主张不会改变。美国于2022年10月12日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并期望运用政治手段干预市场经济，联合盟友加速对华脱钩，意图割裂中国市场，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和领导地位。2022年，美国已更新出台了《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对中国设置排除政策和“护栏条款”，加速制造业、高科技行业、清洁能源行业撤离中国。从中长期看，美国在科技、贸易和军事方面仍会继续出台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政策，对中国关键核心技术、供应链方面的遏制不会停止。

 

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我国同样出台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未来将争取更多谈判和合作的空间。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科技自立自强，将创新摆在经济发展的首要位置，在关键技术领域也取得一定突破。作为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中美应继续保持对话、奠定合作基础，可考虑在公共卫生、农业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四）应对国际形势与环境变化的对策

 

一是要增强战略导向，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在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2023年，应当不断增强战略导向，积极有效应对持续增多的风险挑战，不断通过强化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并且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同时，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切实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竞争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

 

二是要更加有效地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提升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水平。一方面，要推动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加强外资促进服务和营商环境监测，推动对外投资合作提质增效，聚焦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创办品牌展会，搭建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平台。另一方面，要打造全链条、一站式、国际化商事法律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完善涉外经贸法规制度，巩固强化国际仲裁业务行业领先地位，加强商事调解工作，做精做优做强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全面提升经贸摩擦应对水平，支持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发展。再者，要推动中国—东盟工商界经贸往来，在中非、中阿、中拉论坛等机制下举办展览和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组织中国企业参加多边机制下工商界活动，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新领域规则制定，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三是要进一步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2023年地缘政治形势依然复杂多变，俄乌冲突爆发给全球经济多个领域带来连锁反应，特别是加剧了全球能源、粮食的短期供给压力，推升整体通胀走势并且已然带来更深层次、更长期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对此，2023年我国需进一步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在粮食安全方面，应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进藏粮于地，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推进藏粮于地，完善粮食产购储加销体系，积极开展重要农产品国际合作。在能源安全方面，应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巩固拓展境外能源资源利用水平，推动完善稳定多元油气进口体系，维护战略通道和关键节点安全，积极参与能源国际标准制定，全面加强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建设。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应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施重点领域产业链供应链贯通工程；加强产供储加销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监管，持续抓好大宗商品、原材料保供稳价；建立健全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体系，提升风险及时识别发现、精准有效处置能力。

 

 

面向未来，强大自己，需要抓住经济全面复苏的机遇来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提振经济发展信心。

 

2023年，经济全面恢复是可期待的。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全面复苏后的路怎么走？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多年形成的经济连续下行趋势？特别是近两年反复强调的“稳字当头”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稳中求进”，“进”是关键，“进”就是深化改革、结构升级、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没有“进”，“稳”只能是暂时状态，且保持“稳”的代价也极大。综合分析表明，如果不有效及时解决过去一段时间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大难题，我国经济便无法摆脱持续多年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可能还会出现第六轮、第七轮下行调整。疫情后期或疫情过后的全面经济复苏，最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经济发展质量大幅“进升”，真正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十大要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一）预计2023年后我国宏观经济还可能出现第六波下行调整

 

从中期趋势看，我们认为，2023年我国经济强劲反弹后，“十四五”后两年（2024年和2025年）可能难以避免再陷入新一轮下行（即第六波下行，自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过五轮下行调整，分别发生在2008年、2011年、2015年、2018年和2022年）。

 

第六波经济下行可能发生，从内在因素分析，主要是由于两大方面原因：

 

一方面，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关键是动能的转换，只有真正完成了动能转换（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我国经济才能最终跨过高质量发展的“大坎”，而目前从多方面看，这一新旧动能转换过程远没有完成。

 

首先，从供给端看，创新驱动型经济还未最终建成。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报酬递减过程中，如主导我国经济的制造业自2012年以来持续处于报酬递减的过程中，目前我国只有三分之一稍多的制造业保持报酬递增或稳定，还有近三分之二的制造业仍处于报酬递减中。从报酬递减到新的报酬递增的转换，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三分之二的制造业或其他重要产业形成新的报酬递增态势。另外，创新驱动型经济尚未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就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在疫情冲击下，在就业总量压力短期明显加大的同时，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变得异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失业率过高，从疫情爆发前的8-10%上升到目前的18%左右。大学生失业率过高，主要有三个原因，既要长期供给持续偏大的问题（未来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将超过1000万人），也有短期疫情巨大冲击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就业结构升级滞后。这里我们用高端制造业和高水平服务业的就业增量及贡献来分析这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2011-2020年间，全国单位就业总数由14413.3万人增加到17039.1万人，9年增加了2625.8万人，其中六大高端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三大高水平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和教育）合计就业数由2011年的4648.98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5239.79万人，增加了590.81万人，仅占全部增量的22.5%，由于增量贡献率少于多年（2011-2020年）平均的就业占比，结果导致两类高端就业占比不升反降，由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30.75%，9年下降了0.56个百分点。其中六大高端制造业就业减少了157.37万人，引人注目，稳制造业和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关键是提高高端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就业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1-2020年间，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三类就业技术含量不高的服务业，其就业增量贡献大、占比上升快。2011年三类产业单位就业总数为1040.49万人，到2020年则猛升至2027.97万人，增加了近1倍，9年间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37.61%，相应的，就业占比由7.22%上升到11.90%。总之，在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转换期，我国的就业结构升级滞后问题突出，导致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力不足，进而影响社会分配结构，并抑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因此，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仅要稳住就业发展的大盘，而且要优化就业结构，千方百计着力提高高端就业岗位。

 

其次，从需求端看，消费主导型经济还未最终形成。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更多地依靠消费增长，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于前10年迅速上升，2014-2019年平均为61.6%，但新冠疫情爆发，为了抵消消费大幅下降的影响，国家加大了投资力度，特别是公共投资再次显著扩张，这也使得投资主导增长的意识再次回潮，消费稳定增长的机制面临新的考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消费不足，这不仅源于疫情的巨大冲击，而且最根本的是我国尚未建成消费主导型发展的新机制，一方面各地发展中依然存在较强的投资依赖症，一有问题就拉投资，而长期忽视培育消费稳定增长机制，使消费稳定增长面临政策性和机制性双重障碍。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决定供给质量，消费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消费和消费总量有极大的增长潜力。2018年我国人均居民消费总额为3771美元，同期美国为42788美元，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8.8%，不足10%，有十多倍的成长空间。相对应的，我国居民消费总规模仅及美国的37.6%，赶上美国还需要许多年。如果我们假设未来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基本为零的话，那么2035年消费率有望提高到65%，2050年消费率可提高到70%-75%。按此趋势计算，2021-2035年我国最终消费实际年增长率应达到6%以上，可拉动经济增长每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贡献率将超过70%。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能不能迈过高质量发展的“大坎”，关键要看消费。消费稳定增长机制的形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需求基础，最高质量的供给如果没有消费支撑，将其转化为市场动能和效益，那么，供给高质量提升的过程将会受到巨大抑制。

 

第三，从分配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及激励不足，是严重制约巨大的消费潜力发挥与供给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消费稳定增长机制难以建立，一半的原因是因为迟迟不能摆脱投资依赖症和房地产依赖症，土地财政依赖是其根源，而另一半的原因则是分配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问题突出，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前文我们指出，我国总消费中有一半即近4%的增长潜力未能有效发挥，其中2%中是受疫情压抑，另外有2%是受收入分配结构与体制矛盾所压抑，即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结构不合理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而引起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是当前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这其中主要是分配问题，一方面，因为房价长期快速增长形成一种累积性冲击效应，导致普通居民可支配消费能力下降及储蓄率陡降，从而降低边际消费倾向，并明显恶化消费预期；二是高收入群体成长快、占有财富过多，富人边际消费倾向迅速下降，从而带动整个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因此，促进消费增长、培育消费稳定增长机制，最关键的是要深化分配体制改革，通过分配体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增强对企业创新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激励。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躺平”压力，致使大量的资源和财力难以有效集中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供求两端高质量发展水平上来。

 

“躺平”倾向限制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增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本，实则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梗阻”。

 

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进程中，有几种“躺平”倾向值得关注，主要表现为三个依赖，一是依赖房地产，二是依赖投资，三是依靠外力推动。这三个方面，都曾经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的已经严重失灵了，如依赖房地产泡沫来推进城镇化和经济总量扩张，有的效益正在大幅递减，如投资驱动特别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驱动，其收益递减是经济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有就是一些地方过度注重引入外资或区外投资，却对内生动力的培育严重忽视。

 

当前，最突出的“躺平”压力是很多地方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一些专家天天呼吁房价不能跌、房地产不能大调整，房地产支柱产业不动摇等，相应的国家合理的政策调整也都被解读为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打压，稳增长关键是稳房地产、稳房价，这样的政策建议以及一些相关的政策操作，都是一种“躺平”思维，对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形成巨大的“梗阻”。房地产过度发展既是最大的资源浪费，也是我国劳动分配激励和创新激励不足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它所形成的房价泡沫化和资本“食利化”倾向，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过度发展房地产，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两大“梗阻”，一是导致产业结构固化，甚至出现明显的降级效应，如许多高耗能行业严重依赖于房地产的增长，房地产长期非理性繁荣便意味着这些行业升级换代紧迫性和压力降低，从而导致这些行业升级与创新能力的不足；二是其所形成明显的财富分配不匀问题，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严重化和社会激励不相容的主要原因，并对消费增长造成巨大的抑制效应。

 

对房地产的长期调整趋势和风险，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因短失长，因小失大，必须认识到房地产的继续繁荣，再来一轮房地产泡沫，我国的许多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解决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也会失去大好的发展机遇。相反，长痛不如短痛，稳房地产并不是要稳房价、再造新繁荣，而是重在化解可能出现的对社会形成巨大冲击的风险，防止其演化为系统性金融和经济风险。一些房地产企业破产或重组在所难免，“保交楼”是稳房地产的底线，是有效防范房地产风险转化为重大系统风险的“托底”之策。让房地产有效调整，平安着陆，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另外，投资依赖与外力依赖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躺平”倾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投资依赖问题根深蒂固，它已经成为我国各地发展的一种内在惯性，疫情冲击或其他重大风险的应对常常都会强化或复归这种依赖，为了及时有效破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障碍，对此必须将投资依赖从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主动摆脱投资依赖症。外力依赖倾向与投资依赖倾向在形式上和机制上都有相似性，实现科技或产业的自立自强，尽管主要是从整体国家来讲的，但各地区发展不能总想依赖外力，期待靠方便的“拿来主义”发展本地经济，而是应该更多的改善本区域的发展环境，既促进本地区的企业、资本做大做强，又吸引外部资本、人才的自发集聚。

 

（二）全面走出经济下行趋势的战略选择

 

如果第六波经济下行不可避免，那么，未来五年的黄金攻坚期，聚焦各方力量，打一场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建设强大的内需体系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歼灭战，既至关重要又时不我待。在新发展阶段，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动能转换。而动能转换不仅是要增加科技投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建立创新驱动型经济，而且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根本转变。否则，投资低效率问题难以解决，而巨大的消费动能又得不到释放，结果会导致稳增长政策“事倍功半”，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不止的“下行压力”中。

 

历史经验表明，要建立消费主导的经济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都离不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只有供给端、需求端和分配端三方发力，以深化分配端改革、完善多方面的基础经济制度以及相关的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为抓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使第六波下行调整变为最后的调整，以期在2027年前后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效。概括地说，就是要做好以下四大方面的重点工作，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一是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宏微观机制。

 

与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经济体制就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推进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建设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宏微观体制，以制度创新促进发展模式与方式的升级。正因如此，二十大报告把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工作确定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更加有效地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其次，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要鼓励它们做大做强做优，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在重要行业建设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三，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重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步伐。

 

第四，深化金融领域、财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银行与资本市场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现代税收政策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第五，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二是要扎实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供给端高质量发展水平。

 

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建设形成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和任务，未来五年推进创新发展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应对美西方遏制我国崛起的最重要最紧迫的战略要务。

 

首先，要明确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战略目标，建议分两步去实现。第一步，经过5-7年的努力，大致到2027年前后，我国重点行业中有一半以上必须摆脱“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成为产业创新和原始创新的引领者。第二步，再经过7、8年，使80%以上的重要产业摆脱“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形成一批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

 

其次，必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高效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尽快上新台阶，尽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

 

第三，不仅是要坚定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且要从全创新链的发展来着力做好创新发展工作，把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与创新发展紧密结合。即综合实施二十大确定的“三三三”大创新战略，落实“三个第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战略定位；统筹实施三大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实现“三个强国”目标（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第四，加快建立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使创新发展“内生化”。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风险投资体制是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的三个要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是短板，是科技创新领域改革避不开、绕不过的三块“硬骨头”，即必须深化教育与人才体制改革，打通各种限制人才资源优势发挥的主要体制机制堵点，形成崇尚创新、尊重知识、注重人力资本价值及激励机制完善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必须强补知识产权保护在行政执法和司法上的短板，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真正成为激励创新发展的“护身符”；必须着力改革和完善创新型金融制度，从制度上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回报率和成功率。

 

三是要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促进共同富裕，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强大内需体系。

 

供给端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其实现必须要有以强有力的需求端高质量发展作支撑。同时，需求端与分配端是紧密关联的，当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公平高效循环的一个关键堵点，这一体制机制性问题迟迟不解决，不仅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而且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巨大消费潜能的释放。

 

因此，从分配端改革入手，深化改革、完善分配制度与消费制度，已成为改革发展的紧迫任务。建立完善高效的分配制度，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正因如此，二十大报告将其确定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完善分配制度最难啃的骨头就是二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因为它触及到分配体制中最主要的矛盾，加强二次分配的功能，不仅意味着政府调节分配的功能将明显提高，而且对应的是增加富人的总税负以及对存量财富进行再分配。深化分配体制改革，重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首先，在初次分配领域，要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最持久的激励。其次，在二次分配领域，要进一步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按照二十大提出的“一完善两规范”要求，深入推进二次分配改革。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其“工薪税”的特征，使其能够覆盖所有的高收入人群，达到调节高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体现二次公平更注重分配的原则，必须对资本特别是财富的积累机制进行改革，即通过合理的征收财产税（不动产税）和遗产税等，坚决抑制资产或财富投机性收益增长，大幅降低资本或财富的“食利化”倾向。

 

四是加快补齐城乡、区域、民生领域的短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始终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城乡、区域、民生领域的短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共享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

 

首先，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以着力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为关键抓手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发展设施农业、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其次，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统筹实施四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坚决打破地方保护，扫除一切阻碍区域间资源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与政策障碍，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发挥体制优势，支撑落后地区、老少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南北共荣、东中西分工协作。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系统规划城市更新进程，提高城市空间效率、便民化水平及系统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第三，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的短板，扎实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提高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基础上，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收入，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地位，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

 

作者：王小广 张晏玮 梁雅楠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