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晶晶 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吉林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形势也日益复杂严峻。在此过程中，疫情演绎了一堂生动的数字化培训课，成为了强劲的数字化加速器。工业时代历经百年形成的生活方式、经济体系、治理模式，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困难而加速变革，成为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演进的重要分水岭。在此背景下，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数字经济的内涵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发展，信息和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经济体系并逐渐发挥关键作用，数字经济应运而生并取得飞速发展。目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的象征。事实上，自泰普斯特科特于1996年在《数字经济时代》一书中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概念以来，数字经济的飞跃发展迅速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全球范围掀起一股研究数字经济的浪潮。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畴进行了分类解析，如表1所示。

 

由此可见，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研究机构和学者对其内涵构成分歧很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评价的标准仍然无法统一。借鉴已有的相关研究，本报告认为，数字经济由数字基础设施、直接数字经济、间接数字经济和数字生态环境构成，这四个部分之间存在有机联系。数字基础设施主要包括5G基站与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物联网等，它是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基础；直接数字经济是指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形成的以数字产业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具体行业包括ICT制造业，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间接数字经济是指以数字技术或者数据要素赋能或者投入生产和服务活动过程中，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从而实现生产效率提高的经济活动，其集中体现为产业数字化转型；而数字经济生态从广义上说，就是指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各类规则、制度、政策、机制能，具体包括创新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及治理环境。

 

2.数字经济的特征

 

数字经济不同于传统产业，具有自身的特性。数字经济的主要特点可以简单归纳为知识密集度高、投入高、风险高和收益高。由于数字经济是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的生产和服务，高技术人才和科研人员占相对较高，产品技术非常复杂，知识密集度比传统产业要高的多。信息技术所具有的创新性、尖端性和超前性等特点，决定了数字经济企业的前期投入比较多，必须投入大量的研发人员和高密集度的知识。数字经济是一个不断创造新技术的产业，由于创新本身具有十分明显的不确定性，每个环节都存在技术风险，还有可能面临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资金风险等。此外，数字经济具有垄断、网络效应以及正反馈等特点，以及给数字经济带来获取超额利润回报的可能性。

 

3.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竞争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创新发展，数据逐渐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要素资源，基于数据的生产、组织、消费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传统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正在颠覆现有的生活方式，显著改变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产业形态、技术路径、商业模式，全方位重构产业的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并重新定义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新冠疫情“黑天鹅”仍在飞舞，数字化进程持续提速。常态防控下，企业数字化能力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不断成长。2020年，大量数字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在助力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对冲行业压力、带动经济复苏、支撑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化对经济复苏、发展的支撑作用得到进一步显现。

 

正是认识到数字经济具有的重要意义，美国、德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数字经济上升到重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在逆势中实现平稳发展，各经济体依托自身优势形成特色数字经济发展道路。2020年，测算的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0%，占GDP比重为43.7%。其中，第三产业引领行业数字化融合渗透，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0%、24.1%和43.9%。2020年，从规模看，美国数字经济蝉联世界第一，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中国位居世界第二，规模为5.4万亿美元。从占比看，德国、英国、美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占GDP比重超过60%。从增速看，中国、爱尔兰、保加利亚等国数字经济快速增长，其中，中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9.6%，位居全球第一。各经济体依托自身优势形成特色数字经济发展道路。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增速位于全球第一，是经济发展的一块“长板”。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也是加速畅通国内循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的重要支撑，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在全球经济脆弱复苏背景下，要学会“拉长板”，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各地区经济的新增长点提出了新方案。“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在国家数字经济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高地已经成为大湾区发展新方向。

 

 

开放的环境，活跃的外资，商业创新活力不断被激发。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张重要名片。作为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优势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广东省专利申请数达27万，远超同期的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持续的研发投入，为大湾区的商业创新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也为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2019年，广东省以2315亿的研发经费投入领先于其它省市，预计未来几年，这些早期的研发陆续转化为经济产出，给大湾区的科技腾飞带来新动力。

 

1.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广东省数字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张，内部结构不断优化。2019年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高达4.9万亿元，占地区GDP比重已达45.3%，广州、深圳两地数字经济规模均超万亿元。广东省数字经济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数字化趋势显著。港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持续向好。香港数字经济稳步发展，5G商用步伐逐步加快，中国移动香港5G覆盖达90%以上，香港公司实现5G覆盖99%的地区；各行业数字化进程加快，香港公司设有自家网页或网站的比例，由2009年的20.0%上升到2019年38.3%。澳门公共服务数字化快速发展，持续优化“生产云”“云计算中心及大数据平台”“数据资源平台”等各数据平台，完善公共部门统一信息发放机制。广州、深圳两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第一梯队，珠海与全国水平持平，佛山、肇庆等地区低于全国水平。

 

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具备丰富且庞大的基础数据资源。据《2021美好城市指数白皮书》显示，2020年，19大城市群线上繁荣度得分排名，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一，成为全国线上繁荣度最高的城市群。

 

2.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各领域发展发展情况

 

广东省产业数字化规模不断扩大，达到3.18万亿，同比上涨18.8%；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仍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优于第一产业；工业互联网政策导向作用显著，软件及互联网行业规模提升较快，产业集聚效应初显，传统制造业加速转型。数字化场景是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探索和有效性实践，正成为各地推动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区、市）明确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培育数字新业态，2019年10月，雄安新区、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6地被确定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并进入了加快探索和打造示范阶段。作为培育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关键综合载体的新型智慧城市，其健康快速发展为数字经济发展创新了场景和条件，也提供了要素支撑和巨大市场。珠三角城市群数字化程度保持区域领先，数字经济引领区域发展。随着《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纽实施方案》《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等相继发布，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算力网络体系初步建立。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8个国家枢纽节点率先起步，在区域数据中心集群建设、算力协同调度机制突破、数据中心市场化运营模式创新等方面率先探索。

 

数字化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广东“数字政府”建设成效显著，建立“营运分离”的数字政府运营模式，建设了全省统一的“1+N+M”政务云平台。香港数字化治理逐步推进，建立新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建成具有增强保安功能的公共云端服务，革新政府云端基础设施平台。澳门数字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电子政务施行细则》行政法规生效，全面大力推进“一网一户”策略，数据价值化步伐加快。从全国范围上看，数据价值化在依据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三阶段加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数据存储量超过2300EB，约占全国的1/5，数据资源丰富，积极探索数据资产化。

 

近年来，随着金融业改革的纵深推进，广东省逐渐形成了包括传统的政府R&D投入体系、间接融资体系、直接融资体系以及风险投资体系等多元金融支持体系。多年来，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体，数字经济企业的主要外源融资也依赖于间接融资体系的支持。在国家政策引导下，金融机构对科技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支持途径不断拓宽，支持力度也随之增大，部分金融机构创新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仓单贷款、股权质押贷款和其他权益抵押贷款以及主办银行扶持制度，等等。

 

3.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的障碍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金融业发展息息相关，金融业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资金支持。强化金融支持，保障数字经济“血脉畅通”。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数字经济特有的高风险、高投入性质决定了数字产业的融资条件会与传统产业差别较大。首先，数字经济企业的资金需求量更大，动辄上百亿元，而且风险也大很多，在融资方面遇到的困难也要大很多。其次，由于数字经济企业的前期发展注重专利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设立门槛相对较低，因此前期资金数量比较有限，仅凭内源性融资无法满足企业创立和发展的全部需要。再次，由于数字经济的轻固定资产、重无形资产以及新生企业信誉较低等特点，企业通过银行贷款等进行间接融资也有一定困难。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沪深A股市场上市门槛高，大多数中小型数字经济企业很难在主板市场上进行大规模融资。金融发展与资本市场支持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数字经济自身的特点及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企业仍然存在缺乏金融支持的问题。

 

（1）数字经济自身的融资缺陷

 

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决定了其在传统融资模式下容易受到融资约束瓶颈。具体而言，其面临的融资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支撑融资的资产数量不足。数字经济企业的厂房、设备、材料等有形资产占比要比传统产业低的多，它主要的资产表现为专利、技术、商业机密等知识产权，这使得数字经济在进行以有形资产为抵押的银行贷款融资时产生与银行所需的资产不匹配问题，从而出现支撑融资的资产数量不足无法进行贷款的现象。

 

二是内源融资约束。数字经济企业在新技术开发、市场营销以及后续研究等方面投入较大，从构想到规模化生产过程都一直需要有大量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而企业内源融资远远不足以支撑。

 

三是外源融资约束。数字经济是在新兴领域进行尝试性探索，因此，不管是在新技术产品的研制过程中，还是新产品投放市场阶段，企业需要面临的不确定性是巨大的，后期还有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培养新的市场消费习惯等。这些风险性使得传统融资模式对数字经济多采取规避态度。

 

四是融资循环约束。数字经济自身的特性导致其在融资时有很多困难。首先，数字经济企业有形资产规模有限，这或难以满足我国银行贷款条件中的抵押物要求。其次，数字经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当前，大部分数字经济企业存在信息披露不规范，财务信息不透明、不真实等问题，进而影响企业外部融资。再次，数字经济企业经营风险大。尤其是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的数字经济企业，在国内外严峻的经济环境下面临市场、技术等多种不确定性，存活率不高。大湾区数字经济企业的生存状况也基本如此。最后，数字经济企业信誉度偏低。据统计，数字经济企业的信用等级普遍较低，或将面临商业银行出现“惜贷”“慎贷”、发行股票和债券困难等多重困难。

 

（2）数字经济需要有效金融支持

 

数字经济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为技术研发阶段，也可称为种子期，金融需求不大，但风险高。该阶段是研发人员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摸索和研究的阶段，但融资中存在各种隐形风险，这一阶段的投资成功率最低。初创期企业数字技术成果开始向产品和服务转化，资金需求量非常大，若无资金支持，企业很难发展下去，本阶段内市场化的商业性资金来源逐步占据主要地位。成长期企业开始拥有较为稳定的生产和销售链，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急需注入新的资本金，企业一般会引入新的股东，因此，战略投资也开始较大规模地进入高新技术企业。成熟期企业销售额的增速趋缓，融资风险低，易获资金支持。

 

（3）金融体系不健全

 

金融支持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缺口的又一个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多层次资本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当前面向大型企业的主板市场已初具规模，但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除了上海股交中心等极少数外，大多交易不活跃，甚至部分市场没有交易，市场功能普遍发挥不佳。二是银行信贷缺位。由于数字经济自身经济实力不足，抵押物未达标准等多种因素，造成商业银行提高贷款条件或贷款利率，出现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排斥”现象。

 

（4）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滞后

 

当前，大湾区的信用和担保体系发展较快，但针对数字经济企业融资的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方面，征信体系有待建设。数字产业的信息透明度有限，但也因此使得外部融资受限，同时由于征信市场的产品无法为数字产业企业提供服务，导致数字经济企业贷款受阻。另一方面，担保体系建设滞后。我国担保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担保机构不足，担保产品单一，无法满足数字产业担保需求。

 

（5）数字人才缺乏

 

在当前全国数字经济人才分布最多的城市中，北上广深作为一线城市，在数字经济人才总量上表现突出。北京以16.0%的占比位列第一，上海紧随其后，占比15.8%，北京、上海人才量优势更加显著，杭州、成都、苏州、南京、武汉、重庆等新一线数字经济人才所占比例在全国城市中占据前十，体现了良好的数字经济人才储备能力，并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从全国数字经济人才的城市群分布来看，长三角数字经济人才储量丰富，人才占比达到3成，优势明显，其次是京津冀和粤港澳城市群，三大城市群的人才总量占比达到69.5%，在全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中占比近7成。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人才在其中并未占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阻碍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数字机遇正逢其时，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对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需要尽快构建政策性融资体系，完善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财政投资体系，加大金融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力度，大湾区政府相关部门还要加快发展创业投资基金，实现技术、资金和管理的有效结合，同时加大行政性采购中涉及数字技术产业产品的采购比例等等。本文将从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具体落地措施两方面提出建议。

 

1.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方向

 

第一，加强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协调机制。湾区要立足本地区实际，健全工作推进协调机制，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强化对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解读与宣传，深化数字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完善统计测度和评价体系。另外，还要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加强跨部门协调沟通，有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第二，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实施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计划，扩大优质数字资源供给，鼓励公共数字资源更大范围向社会开放。推进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建设，加强高校数字技术技能类人才培养，深化数字经济领域新工科、新文科建设，支持企业与院校共建一批现代产业学院、联合实验室、实习基地等，发展订单制、现代学徒制等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实施数字技能提升专项培训计划，提高老年人、残障人士等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切实解决老年人、残障人士面临的困难。提高公民网络文明素养，强化数字社会道德规范。鼓励将数字经济领域人才纳入各类人才计划支持范围，积极探索高效灵活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及激励政策。

 

第三，实施试点示范。统筹推动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完善创新资源高效配置机制，构建引领性数字经济产业集聚高地。鼓励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改革举措，采取有效方式和管用措施，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性成果。支持湾区各地区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综合采取产业、财政、科研、人才等政策手段，不断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法规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产业生态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鼓励跨区域交流合作，适时总结推广各类示范区经验，加强标杆示范引领，形成以点带面的良好局面。

 

第四，强化监测评估。湾区要结合各地区和各行业实际发展现状，抓紧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并推动落地。要加强对规划落实情况的跟踪监测和成效分析，抓好重大任务推进实施，及时总结工作进展。

 

2.落地横琴具体措施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实体经济也受到相当大的冲击,生产和投资明显下降。但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金融部门由于有形资产比重小，更依赖线上发展模式，总体上受到的冲击较小。与其他企业遭到重创不同，数字金融甚至迎来了发展新机遇，对于所有的数字支付产品企业来说，是一次绝佳的弯道超车的机会。因此，对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金融产业的发展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新的发展机遇。如果能够充分抓住疫情后的融资机会，重视经济的数字化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当前金融体系不仅可以纾困小微企业，而且可以促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在疫情冲击下，无接触支付方式成为民众首选，这一举措将会促进数字支付的发展，也会扩大数字货币的知名度，加快法定数字货币或民间机构数字货币的研发进展。显然，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即使无法开发出新的数字货币，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金融机构能够把握机会，构建出架构完善、集成应用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仍然能极大地提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化金融的发展水平。因此，我们提出的主要建议如下：

 

第一，完善的企业融资法律体系，是确保数字经济企业能够顺利融资的重要保障。为此，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金融保护和支持。相应地，还应制定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信用担保法和融资法等法律法规，以规范数字经济企业融资主体的责任范围、融资办法和保障措施。以创新性组合政策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培育和扶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补贴措施引导商业银行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贷款。未来政府可以可以创新扶持方式，与各方机构配合，考虑设立数字经济企业贷款补偿资金，并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支持商业银行与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园区开展战略性合作，扩大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第二，重视经济的数字化建设，放大数字金融发展优势。疫情之下，珠海市经济金融运行整体稳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数字金融迎来发展契机。这一重要背景让数字金融模式在疫情下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获得全面演练，数字化差距在疫情过后可能会得到相应收敛。面对动荡，企业的线上需求变得更加突出，传统金融机构的技术转型迫在眉睫。监管部门、企业、个人都应重视经济的数字化建设，放大和提升数字金融发展优势，提升企业数字化生产和经营程度，给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新的起点。

 

第三，创新金融科技，以数字经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虽然疫情形势严峻，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构成了金融科技基础的平台的数字技术发展趋势未变。疫情之下，数字经济作用被激发和显现出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应发挥原有优势，通过区块链技术等前沿科技助力金融领域提质增效。以数字经济发展助力特色金融发展，实现珠澳跨境金融发展的互联、互通、互认。

 

第四，发展特色数字金融，受疫情影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辖区内旅游业、酒店业等服务产业受到较大冲击。此背景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作为目前内地唯一可以同港澳两个自由贸易港路桥相连的自贸区，积极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还应进一步支持互联网企业布局“智慧旅游、智慧出行、空中课堂”等数字平台，以数字经济发展带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多领域合作。让数字化的服务业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保障就业、稳定经济提供坚实基础，成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增长新引擎。

 

第五，加速智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释放数字金融活力。此次疫情使得社会职能机构数字化需求凸显，所暴露出社会治理过程中部分便民应用不到位，医院、社区、家庭健康信息不同步，疫情情况难以全面统筹等问题亟待解决。在建设数字化政府方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验丰富，2017年4月就率先推出全国首个城市智慧管家──物业城市（原名横琴管家）APP平台，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的转变。但疫情蔓延促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还需进一步强化数字政务平台的惠民功能，输出数字政务、数字民生、数字金融监管等领域的服务，对社区医疗服务、疫情发布控制、卫生监督管理、交通智能管制和公共安全保障等领域进行覆盖，推进智慧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实现政府智能决策。疫情过后，公众对于医疗保障产品的需求可能出现上涨，可尽快完善社保之外的全面健康保障机制。积极支持行业发展线上平台，普及相关保险知识，释放数字金融的活力优势，促进数字保险生态崛起。

 

第六，培育创新要素，促进数字金融协同创新发展。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瞄准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关键技术，形成引领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支柱。疫情防控以来，基于数字化的线上平台变得十分活跃，数字经济无疑成为抵御疫情冲击的重要力量，这也使得数字金融在原有基础上覆盖客户更广，发展速度更快。疫情造成危机的同时无疑给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带来了发展契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发展，培育创新要素，促进珠澳深度合作。积极推动人才高地战略，引进数字金融领域高端人才，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契机，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打造成为服务港澳、服务全国的区域创新平台。

 

第七，完善投融资服务体系，实现资本高效对接。面向企业创新创业和社会化双创，进一步完善投融资服务体系等方面工作，为数字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投融资支持。建立和完善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融资担保体系；加强为数字经济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建设。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大湾区金融中介机构的建设还比较落后。社会中介机构诸如财务机构、会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仍未形成针对数字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和相关产品。因此，应尽快形成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服务体系。

 

来源：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