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与挑战

 

出口增速或将面临回落压力。2020年下半年以来，一方面中国工业品部门强劲复苏，另一方面欧美国家供给和需求缺口维持在高位，虽然有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但是我国出口仍逆势增长。随着欧美各国疫苗研发推进和接种率提升，以及各国不同防疫政策的有效实施，疫情第二波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损害明显减弱。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1月19日举行的第十次针对COVID-19讨论国际突发事件的会议提出，各国应该取消禁令和限制。自2022年2月1日起，欧盟27国全面开放边境，取消入境限制政策和入境隔离政策；2月1日后，美国不再统计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欧美等世界各国相继宣布疫情结束全境开放。各主要经济体加大政策调整的方向与力度，全球经济呈现复苏趋势，各国生产逐渐恢复。因此，欧美国家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其需求复苏对中国的出口提振作用反而可能比较有限，出口增速或将面临回落。

 

外部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大国的经济政策存在国际外溢效应。因此，主要发达经济体为维持增长、刺激复苏、应对通胀而出台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其政策失当或者采取不负责任的政策，将会给其他国家带来政策溢出效应输入风险。中国如今与各大发达经济体紧密相连，因而无可避免地受其政策变动影响。严佳佳和何梅蓉（2021）的研究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会引发我国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吴安兵等（2020）发现美国财政政策对我国实体经济存在动态溢出效应。疫情初期，为实现经济复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采取非常规、大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包括注入巨大体量的流动性、极低利率和大规模纾困的财政刺激政策。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各国经济将逐渐向常态回归，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存在收紧的可能。随着美国和欧盟货币政策可能出现的转向，全球流动性从极度充裕逐步转变为充裕或中性，导致利率中枢上移，全球金融市场或面临重大调整，乃至发生市场动荡。英国通胀率上行压力增大，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桑德斯表示要为“大幅提前”的加息做好准备。对于中国，由于他国政策的外溢效应，央行可能跟随缩减货币政策刺激，带动金融条件收紧，融资环境受到影响，中小企业、低评级企业融资成本将增加，信用违约与破产风险加大，进而抑制投资与经济增长。同时，扩张性财政政策受到掣肘。

 

产业链重构和调整带来冲击。经济全球化高潮进入停摆阶段，全球供应链出现收缩趋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国采取各种产业和贸易政策措施保证供应链的安全和弹性，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区域化、短链化、备份化的趋势。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成品生产中心，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而且很可能成为全球供应链和生产布局调整压力的主要承受者。一方面，疫情会加速中国部分产业链的外迁步伐。疫情前，基于中美经贸摩擦、中国劳动力等成本上升的背景，中国本土一些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链、资源密集型产业链、代工型产业链已经开始外迁进程，主要的外迁目的地是劳动力成本和关税较低的东南亚各国，同时还考虑开拓欧洲、非洲等新市场以寻求替代性的需求，以及邻近美国但关税较低的美洲国家以规避关税冲击。疫情后，受产业回流战略政策导向的影响，各国会降低在中国生产的产业链比重，中国的中低端产业链可能继续外迁。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呈现区域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面临被排除在某些区域产业链之外的风险。比如，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美欧日等近年来签订的若干高标准自贸协定，如《美墨加协定》（USMCA）、《欧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EPA）等，这些中国并未参加的高标准区域性协定会进一步强化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板块的区域化属性，也会导致中国的产业链面临被排除在外的风险。

 

技术引进难度增加，科技脱钩风险加大。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引进、消化、吸收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新形势下，一方面，随着全社会研发投入的快速增加、产业集群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突出作用，以及科研创新生态的不断健全，我国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得到整体提升。因此，能够从发达国家引入的技术领域和范围逐步缩小。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国在技术上的防范心理和措施加大，导致很多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在“技术危机感”蔓延于美国政界的背景下，和中国科技挂钩紧密的美国很可能会在权衡贸易利得、本国产业利益的基础上，收紧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有选择性地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甚至在局部领域推动技术“脱钩”，比如在一些中国急需却又无法实现自给的核心技术上，尤其是在与中国存在较大竞争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三大重要领域。一旦西方发达国家实施限制性措施，科技脱钩效应显现，我国众多关键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这将给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将受影响。

 

更多更严苛国际规制壁垒的挑战。发达国家未来可能联手制定更高的规制标准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把非碳化与国际贸易挂钩等。数字贸易方面，一方面，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逐步巩固数字贸易大国地位；另一方面，用户隐私安全、互联网络安全、技术标准等领域的相关规则还不尽完善，统一的规范性的细化文件还有待完善，跨境电商实体对规则的认知参差不齐，且网络技术和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绿色经济方面，发达国家将全球气候问题与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挂钩，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并以此协调单边主义，如欧盟建立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试图通过征收“碳关税”来解决“碳泄漏”问题。在我国正处于从高碳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不仅加大我国低碳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和成本，而且严苛的绿色壁垒也给我国未来在国际绿色非碳产品中的贸易管理带来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