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是人类生产过程中改造自然的能力。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每一次生产力的质变，都会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后发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生产力发展，从追赶到并跑乃至于领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一方面，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看，不同时期的新生产力对应着不同的技术系统、不同的产业门类和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同时期的新生产力对旧的生产力的替代，也因其内容不同，在新旧转换的内容、程度和方式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质变进程从来不是均衡的，在世界经济体系内，新生产力的产生总是由核心地区发起和引领，而边缘地区往往处于新生产力的冲击之中。从英国蒸汽机和纺织业对印度手工业的冲击，到拉美的依附型发展，都说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扩散，在进程上具有空间和时间的差异性。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要真正把握、促进和形成新生产力，不能仅仅对标自己既有的经济发展基础，而要以技术革命的前沿方向为引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从跟随到局部领域的并跑甚至领跑的变化。在中国逐步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对标前沿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最新趋势，是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依据。

 

紧跟生产力发展最新趋势，是实现生产力发展“赶”和“超”的关键。先进生产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产业带动效应、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和更宽广的创新范围。其特征是：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大、技术进步快、研究与发展密度高、干中学、动态不完全竞争性，等等。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水力、蒸汽机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汽车，航空和石油化工，直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互联网和当前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每一次生产力的质变，都对应着先进生产部门的重新定义。不同国家自身禀赋和发展基础的差异，所面临的技术周期和机会窗口的不同，以及全球生产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变化，决定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规模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生产力质变之路。大国生产力质变不同于小国的关键之处，就是需要通过更大规模、更多行业的先进生产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生产力的质变提供足够持久和足够强劲的的动力，这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特殊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