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制造业比重应该是什么水平，各地是不是都应该有本地合理的制造业比重？从国际经验看，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很多发达国家制造业比重变化的幅度很大，但都实现了较好的长期发展。所以，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值，而是有一定范围，在合理的范围内，具体比重高一点或低一点都可以实现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24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平均值为15.1%，我国为24.9%，比全球平均水平高近10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中，韩国、日本和德国比重较高，2023年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4.3%，日本为20.6%，2024年德国为17.8%，这三个是典型的制造业大国也是制造业强国。而其他发达国家则低得多，2024年美国为10.0%，英国为8.0%，法国为9.4%，澳大利亚更是只有5.5%。发达国家历史上达到的制造业比重峰值也有较大差异，其中美国于1953年达到28%，法国在1951年达到28.1%，日本在1970年达到34.9%，韩国在1991年达到25.2%。总体来看，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差异很大，但都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2024年，美、英、法、德的人均GDP分别是8.6万、5.3万、4.6万和5.6万美元，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人均GDP也达到了3.3万、3.6万和6.4万美元。

 

国际经验同样显示，不少制造业比重明显偏低的国家往往中长期经济增长情况都较差。金砖四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本身比较有代表性。2024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为24.9%，巴西为12.4%，印度为12.5%，俄罗斯为13.3%，四国中只有中国的制造业比重较高，其他三国比重都较低。总体看，其他三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不太好，可能与制造业比重偏低有重要关系。例如，1980—1994年，巴西的制造业比重在22%—34%之间，同期人均GDP 从1958美元提高到3298美元，但1995年以后其制造业比重大幅滑落到15%以下，并在1995—2005年和2011—2024年长期处于增长停滞状态。印度自1960年以来，制造业比重一直在18%以下，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为缓慢，虽然最近几年增速很快，但2024年人均GDP 只有2696美元。2008年以来，俄罗斯的制造业比重均在15%以下，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除了这几个国家外，印尼、墨西哥、土耳其等国都存在制造业比重偏低、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情况。结合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一条制造业比重下限值的警戒线，合理的制造业比重应高于制造业比重的下限。以2022年价格为基准，在人均GDP小于5000美元时，制造业比重应高于27%左右，在人均GDP达1万美元时应该高于22%左右，在人均GDP达2万美元时应该高于18%左右，在人均GDP达3万美元时应该高于15%左右。在这一下限值以上，制造业比重高一点或低一点都可以，但如能争取相对较高一点的比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制造业规模经济和产业配套能力带来的竞争优势。

 

各个地方是否应该有制造业合理比重的目标，需要分情况而定。一般规律是，规模越大的区域越应该关注制造业比重，越没有其他支柱产业或特色产业，比如非常强的旅游业或者资源产业等，越需要关注制造业比重。在国家层面，制造业合理比重不仅与经济增长有关，还关系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更多因素。而地方经济可以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与其他地区互通有无，只要本地存在一定的特色产业或支柱产业就可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这些特色产业或支柱产业既可以是制造业也可以是农业，或者是文旅等服务业。从这点上来说，一些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可以通过高效率的服务业向本区域更大范围内提供服务，从而支撑经济持续发展，不一定需要特别关注制造业比重。但农业、矿产、文旅等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有优秀的资源禀赋，大多数地区在这些特色产业上的规模可能不足以支撑地方经济发展，而制造业对本地资源的依赖相对较少，在各个地方都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因此这些地区也需要关注制造业比重。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比重有所下滑，但目前仍然处于适宜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工业发展，制造业比重相对较高，199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8.5%的峰值水平，比发达国家中制造业水平最高的日本峰值水平还高。2014年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到30%以内，2024年回落至24.9%，10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制造业比重存在下降过早过快的问题，但当前全球平均制造业比重仅为15.1%，即使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日本、德国和韩国，比重也均低于我国，而且与其他国家在类似我国当前人均GDP1.3万美元时的制造业比重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发展，不仅新兴产业发展较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较为明显，我国制造业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目前并不存在比重偏低的问题。

 

如果政策不加以特别重视和支持，按照市场本身的发展规律，制造业比重会有怎样的变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很多产业并不需要政府加以特别的政策支持也能有较好的发展。那么，制造业发展中是否有其特殊因素，如果政策不支持的话，会不会有可能使制造业比重滑出合理范围？

 

快速工业化阶段基本完成以后，三个主要原因使得制造业比重存在缓慢降低的趋势，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正常结果。一是快速工业化完成后，很多大宗工业品的需求达峰见顶甚至开始减少，使得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近年来，这一规律在我国体现得非常明显。例如，2012年前后，我国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庭耐用消费品市场基本饱和，此后这些产品的产量基本没有增长，有些年份甚至出现波动下滑；2017年，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到18.9亿部，此后很多年份产量开始减少；粗钢产量在2020年达到每年10.7亿吨的峰值，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调整产量也逐步下滑。二是服务业价格上涨幅度普遍快于制造业，导致制造业比重自发地回落。由于技术进步快，很多工业品的价格增长较慢甚至出现负增长，而由于服务业不能工业化生产，很多时候需要人员的面对面服务，其价格一般上涨较快。例如，家政服务、住宿餐饮、文体娱乐等的价格一般涨得都比较快，这样制造业价格涨得慢、服务业价格涨得快，自然导致以现价计算的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三是投资占比下降、消费占比上升，以及消费结构升级也会导致制造业比重减少。在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大需求中，投资和出口所带动的主要是工业品，比如投资中大量需要的是建材和设备，而需要的服务较少，出口中也主要是制成品，而消费中服务占比就比较高。快速工业化基本完成以后，投资的占比一般会有所下滑，自2019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基本在5%以下（名义值），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在降低，这自然会减少对制成品的需求。此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从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居民消费中对服务业如健康、文体娱乐、交通运输等的需求增长更快，而对耐用品等物质产品消费的增长相对缓慢。受以上三个方面影响，在正常的经济发展且越过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后，制造业比重会有正常的下降趋势，从人均GDP1万美元增长到3万美元的这一阶段，下降4—5个百分点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制造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如果政策不加以关注和支持，也可能出现产业大规模外迁和产业空心化，以及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滑的风险。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各类产业中，制造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最为激烈。这是因为农产品受到土地资源约束，各国的产量不可能无限增长，一般各国也都重视农产品的安全，不会任由粮食全部进口。服务业主要服务本地企业和居民，无论是交通运输、金融还是住宿餐饮、文体娱乐，来自国外的服务很少，即使是外国企业提供服务，也多数是在国内注册公司开展服务，国际竞争相对较小。所以农业、服务业基本上没有外迁和空心化的风险。但制造业则明显不同，各国的制成品存在很大的可替代性，随着不同国家间相对成本的变化，全球制造业生产中心很容易出现变迁。

 

工业化以来，一般认为全球制造业出现过4次大转移：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全球生产中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第二次是在二战后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和德国转移；第三次是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德国等将纺织服装、汽车组装和家电等产业向亚洲“四小龙”转移；第四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将轻纺、玩具、钟表、消费电子、小家电等轻工业和传统加工业，以及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产业向中国大陆转移。2018年前后，受美国贸易打压政策影响，我国也出现了不少企业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转移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内劳动力成本和其他成本进一步攀升，需要加强对制造业的政策支持，以防止出现更大规模的产业外迁。因为产业外迁有可能产生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即向东南亚等国产业转移得越多，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越完善，其低成本优势也将更加明显，而对我国的追赶和替代能力更强又会诱使进一步的产业外迁，从而有可能出现我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任务而产业已经空心化、制造业比重相应大幅度滑落的风险。

 

应该怎样营造全行业全社会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体系，保持制造业比重处于合理水平？经济发展是一个供需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的复杂体系。重视制造业发展并不等于简单加大制造业投资和投入，否则就可能出现供需矛盾突出、产业内卷、效益低下等不健康的发展态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完善有利于制造业健康发展的系列环境。

 

一是培育国内大市场尤其是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发挥好国内需求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拉动作用。与国际需求相比，国内企业对本国消费者的偏好更加清楚，供应也更加及时，国内需求规模越大、需求的质量越高（指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对国内制造业的带动作用以及防止产业外迁的拉力就越大。培育好国内需求，一方面要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使劳动者的收入能够与生产效率提高同步并保持持续增长，收入增长自然会带动需求规模扩大和需求品质升级。另一方面也要不断优化升级国内消费环境，特别是加大国家对产品质量抽检的力度、对假冒伪劣商品打击的力度、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建立“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和消费导向，让消费者提升对国货的信心，培育消费者对高品质国产品牌的购买意愿，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二是形成反内卷和保持制造业高效益的发展环境。能够获得好的经营效益，自然就能吸引更多企业深耕实业，扎根国内持续发展。保持制造业良好的效益水平，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机制，促进企业间的优胜劣汰，保持供求关系基本平衡；还需要坚决落实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特别是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防止对同一产业不顾实际一哄而上，带来投资过剩和产能过剩的行为。此外，也需落实好《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让中小企业能够及时拿到货款，这也是提高制造业企业效益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是加快培育和保护名牌，持续推进制造业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制造业生产有个特点，越是大众化、同质化的商品越容易出现低价竞争和效益低下，而越是专业化、品牌化的产品越能够有好的定价权和高效益。在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很多企业打造出了一批国内甚至国际品牌，即便企业不直接生产，仍然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收益。我国制造业目前普遍掌握了较高的生产技术，但在品牌化、专精特新方面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

 

四是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企业家和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积聚高素质人才。制造业是全球竞争的焦点和主战场，需要吸引一大批高素质人才投身制造业发展。但客观上，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工厂的工作环境相对枯燥、相对艰苦，对人才的吸引力弱。需要在改善企业效益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工作环境，特别是优先提高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水平，更加注重塑造制造业就业光荣的社会氛围，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制造业发展，从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

 

作者：许召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