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宪群

 

  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足自身实际，为回答自身问题而构建的具有民族性、原创性和学理性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成熟完备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基础性、长远性的重要意义。

 

 

  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论自觉意识，也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放到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背景和迫切需要中去看待。

 

  19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在史学领域也有重要表现。“西方中心论”是以“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以“种族优越论”、“制度优越论”、“文化优越论”为形式表达的一种文明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认知。事实上，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不能以西方为中心，简单套用西方某些历史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凡是西方话语体系有的，我们就承认，更不能一切都用西方的历史解释模式来解读中国历史。例如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准，如果按照西方的“文明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理论，中华文明就没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这不仅与传世和出土文献记载不符，也与日益丰富的中国考古学实践不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考古实证提出的文明起源“中国方案”获得广泛认同，充分说明不同的文明应有不同的“文明”标准，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文明内涵。又如，某些西方学者抛出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就是强加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暴力性”名词，是对中华文明政体结构的曲解，是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曲解，其政治目的性十分明显。再如“满蒙史观”、“征服王朝论”、“内亚史观”、“新清史观”等，制造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二元对立的虚假历史，并试图将他们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分离出去，肢解历史中国。其中的一些史观还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分裂中国的理论资源。实践证明，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西方中心论”、反击反华分裂杂音的迫切需要。

 

  除“西方中心论”之外，当前中国史学研究还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研究过于“碎片化”。近年来，西方一些史学研究者和学派放弃了对总体史的追求，导致历史学的“碎片化”。有学者将史学研究“碎片化”症状概括为三点：一是论题小而微，缺乏大关怀与大问题；二是论题细碎而零散，缺乏大联系与大序列；三是论题小而平面化，缺乏大理论与大阐释。这种倾向对史学研究造成了很大影响，使研究者把有限的精力和能力消耗在无数与历史发展主线无关的琐碎史事之中。历史研究当然要从具体的细节问题入手，但不能沉浸在“碎片化”之中。有学者关注到，研究领域的过于偏狭和整体史的严重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的瓶颈，长此以往历史学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他们呼吁，史学乃综合与融通之学，要树立大历史观，燃起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规律、探寻历史方向的理想之火，冲破狭小逼仄的“碎片化”格局，改变“饾饤之学”的不良观感，重新闪耀思想的光芒。

 

 

怎么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这些年来，随着我们对中华文明和中华历史文化主体地位重要性的重新认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者的市场已经不再那么热闹，但绝没有消失。他们往往以更加隐性的、变化的方式出现，甚至打着“学术化”的幌子兜售其思想观点，危害性仍然不可小觑。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思想观点和研究倾向，其根本目的在于虚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虚无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虚无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现实诉求的政治思潮。它们用错误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误导社会，以“反思”、“重新评价”、“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为名目，曲解中华民族历史，就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坚决有力辨析和清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离不开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讲深、讲透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和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流、主线和本质，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的“百科全书”，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古老而又青春的中国历史学自觉回应时代呼唤的生动体现。

 

 

  知识体系是以高度理论化系统化的学科、学术、话语等形态呈现出来的精神产品集群，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核心理念及其价值诉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把握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流。

 

  汲取传统史学的丰富营养。中华民族素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古老悠久，留下了丰厚的史学遗产，几乎全方位地记载着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轨迹。传统史学体裁丰富，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等都是突出代表。唐初史学家在编纂《隋书·经籍志》时，就将“史部”书籍划分为十三类。唐宋以降更是异彩纷呈。除了官修史书外，还有大量的私家著述，体裁各异。无论何种体裁，大凡一经创立，即绵延不断，形成巍巍壮观之势。夏商以降中国就有了王朝史官设置传统，史官在中央职官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国家修史的优良传统。史官以追求真实的历史记录为己任，《左传》中记载的齐太史兄弟、南史氏以及晋之董狐，不惜生命，前赴后继，秉笔直书，捍卫了史书的真实、史官的尊严。孔子治学，没有足够文献来证明的问题宁可不写。司马迁作《史记》，其中的很多记载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汉代班固称《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也成为史学的一种体裁。“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正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精神的反映。中国传统史学不仅求真，还有着浓厚的经世精神，《尚书》、《春秋》、《左传》等先秦史学作品中，包含着诸多总结经验、探讨规律的内容，甚至本身就是治国文件的汇编。秦汉以后，无论史家选择何种史学体裁，从国家治乱兴衰的角度来编纂历史，希望史学作品能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始终是他们著史的不懈追求。传统史学从体裁、史观到概念话语，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深厚基础。

 

  汲取近代史学的丰富营养。中国近代史学是指从19世纪后期到新中国成立的中国史学，这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时期。近代史学在理论方法上取得很多成就，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观、梁启超的“新史学”观、章太炎的历史思想，以及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徵等运用新的历史观，采用西方传入的新的历史概念和史书编撰体例撰写中国历史，都开辟了近代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新境界。虽然他们的史观及其实践有很多局限性，但深刻体现了史学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必然性。当然，近代史学的最大成就还是史学家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结合中国古代史料特别是新出材料，对中国历史的实证性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吕思勉、邓之诚、蒙文通等都是代表。近代实证史学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革新、研究成果的取得上，都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汲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实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不是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几与近代史学兴起同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受到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萌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其产生的时候开始，就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胡绳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出版了一批重要论著，不仅取得了重大史学成就，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提供了学理支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得到广泛认同。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探讨中国历史中的重大问题，为揭示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提供了新视角。例如关于中国历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以及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的探讨，等等，为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认识中国历史特点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此后中国历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多新的生长点。改革开放后，史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史学研究发展方向的规划上，在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学科体系构建的完善上，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史学步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研究寄予厚望，针对历史科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史学领域中唯物史观的地位更加巩固，学科特色与问题意识更加突出，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方向。

 

 

  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当前历史学界必须承担起来的学术使命。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清晰而响亮地发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正声。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为人们形成正确的历史思维、推动学术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和有效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始终离不开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引。比如，深刻认识“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就要避免用西方史学理论裁剪中国现实，而是要构建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正确认识和探究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比如，深刻认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就要树立为人民研究历史的学术理想，让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角、以人民为主题成为史学研究者的一种内心自觉，为人民述史立传、为人民讴歌书写，真正做到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等等。当然，坚持唯物史观必须建立在全面、系统、辩证的基础上，而不是机械式、教条化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两个结合”本身就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运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就要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优良传统相结合，运用唯物史观对以往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不断弘扬中国史学的求真、致用精神，深入提炼中国传统史学中具有独特内涵的概念话语。这既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优势所在。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一般科学的基本结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彼此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的问题。中国历史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也随之提上日程。2019年，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提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全面谋划我国历史学学科布局，不断完善学科设置，既抓好优势学科、基础学科，扶持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和冷门学科，也要重视和推动现实意义显著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成长；加强多学科融合发展，打破历史学各学术领域之间、历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促进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交叉融合，合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推动历史研究获得新认识、取得新突破；打造新时代中国史学学派，培养立场坚定、功底深厚、结构合理的史学人才队伍，让中国特色史学思想、史学精神、史学传统代有传承、开枝散叶，使中国史学学派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有力支点。

 

  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既不能跟在西方史学的后面亦步亦趋，盲目照搬他们的理论方法、话语体系，而是坚持继承性、民族性，秉持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突出中国史学主体性和史家的主体意识；又要开门搞研究，把中国史学研究放在全球视野范围之内，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探究历史规律，对海外史学研究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的胸襟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海外史学研究的一切优秀成果。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反思、自觉反思的民族，重视史学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优良传统。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深刻把握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彰显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形成独树一帜的研究范式、学术风格、理论特色和学术团队，努力打造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增强中国史学的国际话语权，为不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史学智慧和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