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连续11年超过50%，吸收外资占我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约七成，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扩大服务领域开放能够引入全球先进技术和优质服务，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发展，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自主开放可以更好根据我国发展阶段把握服务业开放范围，既满足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全面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主攻方向。扩大服务领域开放能够推动我国开放从以货物为主导的单轮驱动转向货物与服务协同并进的双轮驱动，提升开放型经济韧性。然而，服务业涉及面广，开放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多样。自主开放可以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把握开放节奏，做到能放则放、该慎则慎、精准监管，分阶段、分领域、分区域有序推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服务业向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部分新业态新模式规则标准尚处于空白状态。推动自主开放可以抢抓全球服务业快速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完善，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

 

近年来，我国推进服务领域自主开放的力度不断增强。持续放宽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由海南自由贸易港向自贸试验区和全国推广。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自2015年以来分4批先后批准北京等20个省市开展试点，形成“1+4+6+9”的发展格局。有序扩大重点领域对外开放，开展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工作。但也要看到，目前服务领域自主开放还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地区开放自主性有待挖掘，部分行业开放自主度有待提升，准入准营制度协同有待加强，等等。

 

当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要掌握开放方式、开放节奏、开放范围的主动权。

 

积极推进服务领域制度型开放。动态优化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重点缩减电信、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限制措施，探索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业务范围等约束，扩大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移动等模式的开放范围。主动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金融服务、电信、电子商务、数据跨境流动等规则转化与衔接，开展更大力度的先行先试、更大范围的压力测试。

 

提升开放试点自主创新功能。基于发展基础和产业特色，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开展首创性、特色化、差异化探索，支持北京、上海、广州等已有试点聚焦高端服务、数字服务、绿色服务等领域拓展开放深度广度，支持大连、宁波、厦门等新增试点结合港口经济优势，在航运、物流、海洋经济等领域形成特色开放经验。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先行先试作用，稳步推进全国跨境服务贸易梯度开放，在放宽跨境服务贸易市场准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全链条监管、建立风险管理和监测预警机制等方面加大探索力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

 

增强重点领域自主开放力度。围绕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开放、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开放、新兴服务业前瞻性开放，提升服务领域自主开放水平。加快推动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扩容工作，研究制定有序扩大教育、文化领域自主开放实施方案，支持外资增加养老服务、职业教育等服务供给。加大金融、物流、研发设计、信息技术、法律服务等领域开放力度，聚焦数字服务、绿色服务、专业服务等谋划布局扩大开放试点。

 

优化服务领域开放制度环境。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体系，依法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与经营自主权，优化境外人才过境免签、永久居留、工作许可、职业资格认可政策，完善跨境支付、外汇结算等金融便利化措施，健全与外资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坚持开放和安全并重，建立服务领域开放风险评估、预警和防控机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手段，精准识别金融、数据、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风险点，提升服务领域开放风险处置能力。

 

作者：张一婷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