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完善，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效能持续释放，中国与世界联系持续深化，中国以自身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新时代，中国深化外部合作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化发展需要高水平开放的引领，必须深刻分析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升整体效能。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系统性亟待增强。从区域看，从2013年设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目前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海南正在建设自贸港，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的实践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制度创新呈现较快发展，但中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发展相对滞后，东部地区的制度创新向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从内外循环看，国内大循环发展的短板弱项较为突出，民生保障体制亟待完善，释放内需潜力及促进供给体系升级的改革举措亟待创新，国内大循环发展缓慢，难以形成对国际合作的强有力牵引。从政策协同看，部分地区和部门存在重开放、轻改革的问题，片面追求贸易规模及外资数量，而不是切实深化改革提升国际经贸竞争新优势，开放和改革联动效率难以有效释放。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范围亟待拓展。当前，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加速演进，量子科技、机器人、6G及低空经济等备受关注，前沿技术革新正在重塑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传统改革开放模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必须积极探索数据、算力等要素开放合作新模式，加快出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改革举措，促进全球要素资源向相关领域集聚，凝聚全球在新兴领域加大开放合作共识，探索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新机制新范式。与此同时，开放和改革不协调不同步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当前中国商品开放水平较高，但服务领域开放滞后的问题备受关注，教育、金融、医疗及电信等领域成为重点。扩大服务部门的开放不仅在于与外部市场的对接，更在于国内服务领域深层次改革的稳步推进。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开放和改革联动机制亟待完善。伴随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大国宏观政策缺乏有效协调，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显著分化，促使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增大汇率、股市等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跨境资金链条呈现隐蔽化、复杂化特征，促使监管穿透难度显著增大，外部冲击极易演化成跨市场、跨领域的连锁反应，滋生系统性风险。对此，必须强化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性，构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体制机制。然而，针对跨境资本的流动监管、宏观政策协调等改革举措仍在探索，部分领域因风险升温促使政策偏保守，导致改革未能持续深入与开放不敢突破等问题。外部风险挑战增大，客观上制约了开放和改革联动的深度和广度，影响整体协同效能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