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经济的新趋势、新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挑战，中国政策层面须着力应对：一方面，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维护好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等区域一体化合作，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连接，保持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另一方面，宏观政策加力稳增长。比如，中央财政继续加力，尽快落实对低收入人口的救助帮扶，提升教育、医疗等领域保障性投入；加大对房企流动性支持，推动行业尽快企稳等

 

　　过去三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系列风险挑战，各国经济遭受冲击、贸易和人员往来近乎停滞、部分产业链濒临断裂。为此，美欧经济体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避免了经济深度衰退，但也导致通胀水平快速攀升。其间，乌克兰危机爆发加剧了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也引发了地缘政治格局变革。

 

　　2023年，全球经济、宏观政策呈现出四大新趋势，包括财政赤字货币化广泛实践、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产业政策替代“华盛顿共识”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其发展演变值得关注。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开启了一场全新的政策试验，货币超宽松与财政大扩张协同的现代货币理论政策从理论走向实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平衡预算理念打破，债务利息负担可持续成为更重要指标。以往政府杠杆率、赤字率高低往往被视为衡量财政是否稳健的参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3%的赤字率和60%的政府债务率被广泛视作财政健康程度的警戒线。但是，近年来，伴随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债务率持续攀升至空前高位，上述指标的现实意义受到质疑。截至2022年，美国、欧元区总债务占GDP比重分别达到121%、91%，日本债务率更是高达260%，为全球之最。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上任以来多次表示，当美国利率处于历史低位之际，最明智的举措是采取“大动作”。在她看来，尽管美国债务率不是低水平，但也没有高到令人担忧。相比于债务率本身高低，债务利息支付与GDP之比是更好的衡量标准。近几年，伴随着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在发达经济体债务率上升的同时，其利息支出反而出现趋势性下降。根据IMF测算，发达经济体债务率从2019年的103.8%升至2021年的122.5%，而同期利息支出与GDP之比却从2.1%降至1.7%。

 

　　二是央行大幅增持政府债务，财政赤字货币化广泛实践。国内外对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议长期存在。一般来看，央行在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的渠道与影响显著不同：其在一级市场直接认购国债被称为“直升机撒钱”，会等量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等量增加基础货币供应；而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内容，购买金额、期限、时点可根据央行自行决定，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

 

　　然而，从2013年的日本“安倍经济学”，再到美国的新实践，美日央行虽然没有直接在一级市场认购国债，但通过量化宽松大量增加基础货币、购买的本国政府债券规模显著攀升。2013年至2020年，日本央行成为日本政府的最大债权人，其持有日本政府债券的规模七年内翻了五倍多，所占份额从2013年时期的11.4%提升至2020年的48.5%；2020年至2021年底，美联储持有美国国债份额达到24%，而2019年这一比例仅为13%。从结果来看，财政赤字货币化已经在大规模发生。

 

　　三是货币政策框架改变，短期内通胀为增长让路。美联储2020年推出平均通胀目标制，对通胀容忍度上升，更加关注就业和增长目标。2021年以来，美国CPI持续快速上升。但在美国新的货币操作框架下，通胀更加强调中长期水平，直到2021年12月美国CPI同比上升到7%，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才在议息会议上提出删除“暂时性通胀”的表述。2023年9月，美国CPI同比3.7%、核心CPI同比4.1%，尽管较前期有所回落，但仍处于近年来高位水平。

 

　　与此同时，欧洲央行2021年7月结束了长达18个月的战略评估（2003年以来的第一次），亦将通胀目标从“接近但低于2%”调整为“2%，允许暂时超过2%”。这一改变非同寻常，毕竟先前以德国央行立场为主导的欧央行，一直将平抑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此外，未来五年，欧盟复苏基金计划（NGEU）将发行8000亿欧元债券，欧盟层面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性预期也显著增强。伴随着政策调整以及乌克兰危机，欧元区通胀水平创历史新高，2022年底CPI同比一度突破10%，目前仍在4%以上。

 

　　面对通胀大幅攀升，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入快速加息周期。2020年3月以来，美联储累计加息525个基点，并暗示将长时间维持高利率；2022年7月至今，欧央行也累计加息450个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