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经济韧性以及我国经济转好，全球经济短期陷入严重衰退的概率不大，但受加息的紧缩效应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2024年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仍将延续疲软态势。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工业生产仍不够活跃，服务业消费对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带动作用略有弱化，地缘冲突仍有上升风险，出口和投资对全球经济带动不足。新兴国家面临利率上升、本币疲软、出口增长乏力等问题，可能使日益沉重的偿债负担转变为真实的发展危机。另一方面，经历近两年的激进加息，欧美央行紧缩货币政策进入尾声，并可能在2024年迎来政策转向。2024年美联储的首要目标是引导经济软着陆，为降低衰退风险，或将提高通胀容忍度。CME（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相关数据显示，美联储大概率在2024年下半年经济转弱、通胀风险相对可控之时转向降息，而经济已经陷入浅衰退的欧洲或比美国更早开启降息周期。欧美国家货币政策转向将给中国的利差、汇率和政策再宽松提供窗口。对于中美关系，2024年大选年份下，中美或将迎来缓和窗口期，尤其在经贸领域将增加更多合作机会，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力。

 

 

挑战一：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一是全球经济活力不足的风险。全球货币过快收紧导致高利率对经济活动的拖累加速显现，前期支撑主要经济体复苏的投资动力、超额储蓄带来的消费动力都面临后劲乏力问题。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的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2.9%，低于2022年0.5个百分点，低于2023年预测值0.1个百分点。二是资金外流风险。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全球利率上升的背景下，海外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存在一些顾虑，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遇到挑战，第三季度我国直接投资负债减少118亿美元，是自1998年有记录以来首次录得负值。三是外部打压风险。目前中美关系出现改善信号，但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美国“小院高墙”科技政策的全面化和系统化特征日益凸显，其在国际组织和规则方面拆解传统多边贸易体制政策等手段，也将对全球经贸的良性发展形成干扰。

 

挑战二：宏观数据与微观主体之间仍然存在“温差”。一是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并未完全消失，影响家庭和企业消费投资信心、风险承担意愿和能力。全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位于20年来的低点，9月仅为87.2，比2019年同期大幅下降36.9。10月中国企业投资前瞻指数为53.9，较上月下降3.7，处于历史较低水平。截至2023年10月底，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已连续6个月负增长，民营经济信心有待提振。二是收入、就业等直接关系个人获得感的指标依然有改善空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为4.7%、低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存在“求职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问题，青年人群就业情况依然严峻。三是调结构促转型的政策从相关产业覆盖到其他行业，并惠及个人微观感受仍然需要较长过程。  

 

挑战三：经济发展中的三重风险仍需关注。一是中小银行风险依然存在。我国中小银行存在“量多质弱”的特点，盈利能力和风险抵补能力普遍较弱。截至2023年6月末，我国中小银行机构数量占比约九成，但资产占比不足三成；城商行、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90%和3.25%，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62%。二是要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外溢。尽管当前多项政策调整有利于房地产市场，但部分开发企业长期“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经营，流动性风险和资金链压力不容忽视，同时房地产市场需求脉冲式回暖，可持续性也有待增强。三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大。2023年、2024年为城投债到期高峰，在债券到期规模增加、再融资难度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减弱等背景下，弱资质区域的尾部城投风险仍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