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世界范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2017年7月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的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盟）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其中，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累计出台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1191项，居全球首位，占G20成员国家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0%，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是中国的4.5倍多，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Evenett andFritz，2017）。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除关税等贸易壁垒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直接采取技术封锁手段遏制发展中国家在前沿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限制高技术中间投入品出口、对在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和收购设置障碍、禁止前沿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等。正如戈莫里和鲍莫尔（2018）的研究所揭示的：“一个工业化国家将受益于非常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这一受益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其贸易伙伴达到在全球市场上占有更重要地位的发展水平为止。通常，这种发展水平仍然远不及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点之后，新兴贸易伙伴更多的产业达到该点将不利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将通过激烈的竞争来维持其相对于新兴对手的巨大优势，从而确保其最佳利益。”由于世界经济已经形成彼此高度依赖的关系，工业行业的价值链、供应链高度全球化，因此“贸易热战”更多的是一种短期讨价还价策略，但“科技冷战”将会长期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