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率增速放缓已持续了长达15年，而如今世界又身陷新冠疫情危机。目前，政策制定者们的重点目标，是在短期内控制住新冠疫情，随后开始有控制地重新开放经济。然而，在实现了这一目标后，一些长期且或许是不可逆转的损害将会浮出水面。因此，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前全球经济的部分停摆对生产率增长轨迹有何潜在影响？ 

 

一、从增长核算角度出发，看劳动力与资本

 

新冠疫情不太可能对潜在劳动力的规模产生重大影响。从迄今为止的情况来看，新冠病毒对老年群体造成了极大影响，也使许多人因此丧命或致残。虽然新冠疫情对整体人口造成了颇大的损害，但对劳动力人口的影响却并没有那么严重。疫情结束后，实际就业人数的比例将取决于经济复苏的速度，也会受到短期内供需情况变化的影响。

 

此次危机也可能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对劳动力投入产生更大影响。社交隔离的公共卫生措施已对学校教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干扰，但在近阶段，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一举措的干扰程度是否足以使人力资本积累出现下降。与此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学校教育是反周期的[1]，因此，新冠疫情所致的经济衰退实际上可能会适度地提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从中期来看，持续的失业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丧失相应的工作技能，但同时也可能让另一些人习得新的工作技能（例如，在疫情期间进行远程办公的雇员能够借此培养或提升自己的信息技术技能），进而为今后生产率的提升创造更多可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期性失业往往会对现有劳动力和新进劳动力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2][3]。

 

物质资本存量应不会因新冠疫情危机而出现大幅的数量变化。与战争时期不同的是，政府因疫情而停摆并不会对物质资本造成大规模破坏，因此，在追赶原定增长目标时，资本投资应作为次要手段。但仍有几点需要注意：对某些服务的需求（例如地处偏远的度假胜地的住宿需求）或许在长期内也无法恢复，从而使某些类型的资本实际上会被摧毁或废弃；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所带来的资本存量增加，可能会转化为私人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可为各个经济部门减轻风险影响及构筑稳健性的技术，或将收获更大的投资动机。 

 

二、从全要素生产率出发

 

总生产率增长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企业内部的生产率增长，取决于现有企业如何利用自身资源（劳动力、物质资本，以及如管理知识和实践等无形资产）。第二部分存在于企业间，反映的是各部门的内部资源利用受经济活动再分配影响后所取得的成果。这可以是通过“净化”措施来实现生产率增长，例如淘汰无效益的企业，将资源（劳动力和资本）重新分配给能产出更多边际产品的企业。第三部分则与跨部门活动的纯粹转移所产生的生产力有关。 

 

1. 企业内部的生产率增长

 

无形资产的投入。供需双方信任、借贷关系、组织效率、企业与员工间关系等无形资产是决定企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这类资产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因此，若因新冠疫情及其所致的经济衰退而受到毁灭性影响，就需要通过新的额外投入来完成重建。这也就是说，对于一家企业而言，比起在疫情停工期间先解散团队，在复工后再重组团队的做法而言，持续维持团队稳定要来得更为容易。因此，推行能够帮助企业维持经营连续性的政策，便可以帮助企业避免无形资本出现不可逆转的情况，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损失。

 

知识资本。这是另一种在生产力研究中受到重视的无形资本。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新冠疫情危机是否会引致企业创新，从而对抗生产率下降，但是，知识储备投资或许是能够减轻风险影响并构筑稳健性的投资。

 

宏观负担。目前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巨额财政和货币措施，最终可能会导致更高的税收和更高的通胀，对资本与劳动的报酬和积累造成压力，反过来也可能会降低未来的生产率增长。

 

跨国流动障碍。商品和劳动力跨境流动的交易成本可能会上升，从而威胁到企业近年来通过延伸跨国垂直供应链所获得的生产率增长。企业将会把资源应用于将生产活动调回本国的计划中，而这在增强其应对未来冲击时的韧性的同时，也会造成产出的损失。由于跨境劳动力流动的减少，企业在寻找所需劳动力时也可能会遇到更多困难。 

 

2. 企业间的资源再分配/动态效率

 

企业规模。受新冠疫情冲击最大的可能是小型企业。大量的实证研究已建立了企业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也为未来增添了另一种可能性：新冠疫情危机所致的企业退出和资源重新分配，实际上可能会通过重新组合而提高行业内的生产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种广泛的冲击究竟是会对生产率，还是对其他企业特征（市场支配力、寻租能力等）产生不利于生产率增长的重大影响。此外，行业及国家级数据所体现出的企业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也引出了关于选择性提高生产力的潜力和初始状态的这一关键问题。以意大利为例，她不仅是欧洲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且由于小型企业在其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其生产率增长也因疫情而受拖累。那么，新冠疫情危机是会改变造成这一现状的初始前提，还是会让一些规模较小、效率相对较低的意大利企业被新的同类型企业所取代？

 

僵尸企业。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可能会帮助企业幸存，但也可能会创造出“僵尸企业”——即在正常情况下会因业绩不佳而退出的企业。这类“僵尸企业”原本可通过退出而释放其原本占有的资源，让这些资源得到更好的应用。虽有主张称，至少在短期内应限制企业倒闭，但仅基于规模或行业属性，而非基于生产率所提供的长期支持则可能会导致配置不当[4]，从而进一步限制生产率更高的新企业的进入能力。

 

金融约束。新冠疫情危机将毫无疑问地给金融体系带来堪比，甚至是超越全球金融危机时的重大压力。从长远来看，生产率的表现将部分取决于金融体系有效地将信贷引导至有价值的项目的能力。一些研究表明，欧洲或许已放松了金融约束，尤其是在欧洲央行启动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之后。然而，从消极的一面来看，许多旨在解决当前危机的政府和央行计划，针对的是小型企业和老牌企业，而非生产率高的企业。如前所述，这在短期内或许是可行的，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过度增加对初创企业和小型高潜力企业的限制，并导致它们退出。 

 

3. 跨部门的再分配

 

新冠疫情危机一定会导致一些跨部门的经济活动重新分配。航空运输、酒店、部分零售业等行业的活动可能会持续下降，而另一方面，医疗、通信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则预计将出现增长。这种重新分配将影响总生产率，使这些部门在生产率和预期生产率增长这两方面出现差异。但鉴于这些差异将因国家而异，因此很难预测这样的重新分配最终将朝着哪一个方向统一和发展。 

 

交易成本提高、流动性下降，以及资源在企业、部门与国家之间的重新配置范围缩小，这些因素都可能使新冠疫情危机对生产率增长造成进一步损害。如果我们无法成功地重新开放各国边界、规避贸易和货币摩擦，并把重点放在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政策上，那么全球化、劳动力流动和小型企业都可能成为此次危机的受害者。但与此同时，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和资源重新分配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或许会在我们走出危机之际直接推动生产率提升。（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作者：菲利波·迪·毛罗（Filippo di Mauro）/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CompNet主席； 查德·西维尔森（Chad Syverson）/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杰出贡献教授

来源：VoxEU 翻译：邵玉蓉/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