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事求是处理主要国际经济关系，加强国际合作。面对疫情后来势汹汹的“逆全球化”浪潮，我国要针对其在欧美国家不同的目标和表现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于欧洲国家，可以在我国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优先对欧洲放开，进一步扩大对欧洲的进口，夯实中欧关系的经济基础。在中欧有关投资开放的谈判中寻找彼此可以接受的博弈平衡点，致力于互惠互利，尽早达成双边投资协议。对“一带一路”沿线对我国持欢迎态度的国家，我们要增加贸易与投资往来，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弥补国际经济治理在许多沿线国家的缺失。对于美国，要继续扩大与美国企业、商协会，以及民众的交流，不受美国一些政客的干扰。

 

☆ 完善国内产业链，加强自身应对“逆全球化”的能力。加快补足我国国内产业链耦合性不强的短板。我国很多中小企业都从事代加工环节，而且处于“单打独斗”状态，与上下游厂商之间并没有建立紧密的联系。小企业与同产业领域的大企业融通、创新协同不够，没有形成配套协作的供应链关系。要推动国内产业链重构，建设产业生态链，引导企业专注于长期的创新合作伙伴，并逐步改进企业的合作和采购管理体系，创造双赢和多赢的合作关系，进而实现小企业与大企业的价值共创。加强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互动与循环，发挥国内经济的巨大韧性和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作用，培育国内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全产业链招商力度，在跨国公司新一轮全球布局中抢占先机，促成国际国内两大循环的对接联通。

 

☆ 加快国内自贸区的先行先试步伐，积累国际规则探索经验。我国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要成为我国适应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试验区，要引导中国企业通过在试验区内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等方式，与“逆全球化”下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实现对标和接轨。应当抓紧时机，开展有关环保、劳工等高标准规则的制定或应对高标准规则的探索，为我国争取规则制定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实践经验，服务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大局。

 

☆ 建设境外经济合作区，培育壮大跨境产业链。进一步推动我国优势制造业“走出去”，到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建设生产线。延伸拓展境外产业链，加快构建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推广、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于一体的跨境产业链体系，推动国际优质资源要素的优化整合。探索升级境外合作园区“重资产投资运营”和“轻资产管理输出”发展模式，主动对接各国发展规划，加快规划建设一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园区、境外经贸合作区，继续利用好全球化的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经济治理。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国家治理》周刊6月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