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无论从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趋势和外部环境变化看，还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的多重制约来看，深化市场化配置改革都十分紧迫。

 

“‘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突出重点，分类推进。”王一鸣表示，在传统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把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使经济达到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在新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进技术扩散，使我国的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以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建议，“十四五”时期，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重点是全面深化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实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的配置改革，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盘活存量用地和低效率用地；要合理利用闲置用地和现存土地，关键在于深化农村宅基地改革；要进一步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

 

“疫后首要任务在于从极端应对疫情的体制尽快恢复到常规体制的状态，尽快恢复要素流动和市场经济活动的联系。要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提升乡村的经济活动机会，将乡村经济活动从单一化、窄化走向多样化，提高乡村经济活动的回报率，打通城乡要素市场的对流。由此，释放我国乡村的巨大发展空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刘守英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副所长、研究员姜长云表示，科学理解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注意五个方面：一是不能把面向乡村振兴的改革单纯理解为乡村空间范围的改革，要从国家战略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或者是城乡融合问题；二是将推进改革和强化规划引导结合；三是注重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四是突出改革实效务实推进；五是要有底线思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提出，要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点，又是开放与改革的连接点。迟福林认为，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形成公开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比如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的各类有形和无形壁垒，全面实现服务领域的平等竞争，以产业政策转型促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说，要抓紧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要紧盯国内循环发展的重点，精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要提升国际循环的控制力和稳定性，争取区域循环的新突破。三是要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注重两个循环的内在关联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