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占比，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

 

为充分挖掘和释放新一代青壮年人口优势，主动应对老龄化挑战，首先要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深化教育改革，出台青少年学习和探索数理化和生物等基础科学的优惠扶持政策，营造鼓励基础理论研究的社会环境。实施精英人才培养工程。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形成高质量、多元化、竞争力强的人力资本。其次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高度重视房价大幅起伏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年轻人择业问题，特别是房价过高会影响制造业发展，降低产业链聚集效应，增大成本压力，影响青壮年人口合理流动。再次要加快培育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增强保障能力。养老金要实现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累积制转变，大幅提高“第二支柱”覆盖面，加快构建养老金“第三支柱”，全面开展养老金投资，降低企业负担，增加个人回报，充实个人账户养老金，为青壮年劳动者做好未来养老的财务准备。要构建家庭、社区、医院、公共养老机构和商业养老机构并存互补、结构合理的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

 

（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壮大国内消费市场

 

要适度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确保劳动者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相适应。从“十四五”开始，争取用接下来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将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由当前的4亿扩大到8亿左右，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在初次分配以市场化手段为主的基础上，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防止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尤其要注重保障生育、教育、就业等方面的机会平等，提高社会纵向流动性，避免阶层固化。进一步加强扶贫脱困的常态化机制建设：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强造血功能；做好民生兜底工作，完善低收入家庭收入和特殊人群的补贴救济及专项转移支付，帮助他们增加消费能力。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形成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适应农村人口向县城聚集的需要，加快推进县域产城融合。要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逐步推动农业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性收入。支持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要进一步扩大公共服务消费支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政府部门向市场主体购买服务比重。适当发展消费金融，促进居民消费。

 

要加大供给补短板力度，针对医疗、养老、家政、物业、幼儿教育、文旅休闲等需求旺盛而供给不足的领域，及时破除制度藩篱，引导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广泛开展托育、养老、家政、旅游、电商等创业培训。全面提升国内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加强质量管理、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要加强城乡消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城乡融合的消费供给网络、优化供给布局，改善县城及乡村居民的消费可及性与消费体验，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要加快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消费领域的商业化运用，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促进各类新业态发展。

 

（三）构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坚持所有制中性和竞争中性原则，确保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实现公平竞争。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基本制度的内在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法》，规范各级政府担保机制、方式和业务模式，严禁要求企业提供抵押等反担保措施。同时，为应收账款、知识产权、存货、通用机器设备等担保品的确权、流通、处置等立法，确保担保品可确权、可评估、可流通。

 

考虑到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为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激发民营企业活力，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建议制定《民营企业促进法》，不过多地与《中小企业促进法》相关条款重复，主要侧重在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和民营企业家财产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做出规定，废除按照所有制类型区分市场主体和对民营企业不平等保护的司法裁判规则，重点解决违法查封、扣押、冻结民营企业财产等问题，将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要求纳入法律规范。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优化地方政府职能，深化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减少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直接干预，不应对企业发展速度、规模和行业选择等提出具体要求。进一步减少审批、核准和备案事项，必不可少的必须明确公布。强化政府监管标准的严格、统一、可预期，不因经济波动而在宽严之间摇摆。不断改善营商环境，降低经济运行中因行政成本而造成的交易费用和市场摩擦。

 

金融机构要转变经营理念与方式，将支持民企发展作为业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健全新型银企关系，在充分竞争基础上，银企双方选择相对稳定的合作伙伴，全面、充分沟通，增进互信，患难与共，长期合作。改进对民营企业信贷风险管理，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以及提供的担保物价值等条件已符合贷款审批条件的，金融机构不得再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人员及其近亲属提供保证担保。发展民企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纳入风险资产对冲工具，适当放宽资本金占用规定，商业银行购买信用保护，可以减少资本金占用。引入多元化金融机构参与，增加市场流动性，为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风险偏好，实现信用风险的分散与转移，发展以计算违约概率和违约回收率为核心的定价方法，形成市场化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定价机制。

 

健全民营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决策的有效制衡与运转协调。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防止盲目投资，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控制企业杠杆率，防范流动性风险。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全面、准确披露信息，赢得市场信任。

 

（四）提升金融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和协调性

 

关键在于以金融战略性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去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要以股权化、长期化、多元化、国际化和规范化为核心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结构平衡、富有韧性，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

 

大力发展股权市场，增加风险资本供给，强化金融的创新催化剂功能。继续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市场化常态化退市制度改革、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和水平，深化对外开放，并加大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构建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健全有利于股权融资发展的税制体系。引导长期机构投资者投资创业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着力培育发展耐心资本。从强化税收激励、健全金融机构长期融资渠道、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优化产品期限结构等方面推动金融机构行为的长期化。

 

要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抢抓机遇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在“十四五”末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推动中国金融与世界金融融合发展，提升人民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服务功能。

 

（五）推进房地产金融改革，促进房地产业长期健康发展

 

当前房地产金融的核心问题是平衡金融供给与金融风险，症结在于资产价格及其预期管理。房地产金融改革既要服务于、服从于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防控金融风险、控制杠杆水平、盘活存量资产、加大有效供给和引导资产合理定价，也要顺应房地产行业自身发展趋势，推动房地产业从增量供应向存量经营过渡，从相对简单的标准化开发转向复杂系统的定制化开发，从住宅开发走向多元化房地产经营平台，从房地产制造商向资产管理人进阶。为此，房地产金融改革应当坚持以可持续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和民生改善为中心，构建多层次的市场化房地产金融体系，探索创新型的房地产公共金融体制。

 

发展房地产证券化市场，改变过度依赖银行融资的局面。抓紧落实基础设施公募REITs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及时完善相关规则。适时扩大底层资产类别，推动长租公寓和商业物业公募REITs发展。建立规范的房地产股权基金，增加股权融资，降低房地产企业资产负债率，实现项目风险隔离与有效管理，实行定制化收益分配，使各方风险、收益和权责更加匹配。提高投资机构专业管理能力，拓展资产改造、城市更新和企业孵化等高附加值业务功能，促进房地产业与实体经济、居民消费升级深度融合。

 

创新房地产金融服务，构建有效、包容、可持续的公共金融体系，推动公共租赁住房市场发展，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租房需求。进一步发挥政府、金融机构、民营企业等多个参与主体作用，对中低收入家庭合理购房需求，政府通过信用担保、向商业银行贴息、提供政策性贷款或对首付款予以补贴等方式给予支持，同时允许银行以这类按揭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发行MBS，并以政府信用担保，实现融资风险分散。要合理确定总规模，严格把握借款人资质条件，控制底层资产。对于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地方政府应提供无偿或低价用地，建设资金可以财政支持或借款解决，建成后原则上只租不售，打包资产发行REITs进行再融资，滚动发展，降低地方财政负担。

 

（六）以更高水平金融开放应对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推动形成互利共赢局面

 

练好金融市场化改革内功。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培育市场基准利率和收益率曲线，逐步形成以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上下限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让汇率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和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积极推进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要拓展多元化业务，结合自身特征推动专业化、科技化、差异化、区域化发展。

 

优化金融开放的体制机制。完善开放、统一、普惠的跨境投融资体系，构建开放多元、功能健全、富有弹性、竞争力强的外汇市场体系。建立以人民币金融资产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中心，加快推进高水平的在岸市场开放，提升人民币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服务功能。

 

构建与更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治理体系。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要变传统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变传统静态监管为动态监管，变传统全环节监管为关键环节监管，将活力放回市场。建立开放经济条件下多层次跨境资本流动宏观调控体系。综合运用逆周期宏观审慎工具及时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预调微调，重点防范外汇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和单边贬值预期，构建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微观合规管理框架。完善关键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提升金融体系法律的完备性。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金融科技赋能。

 

（七）保持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创新和规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健全“双支柱”政策框架，做好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的压力测试，推进功能监管、协调监管，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增强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完善风险处置和市场退出机制。

 

防范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推动转变经营理念，补充资本，改进公司治理，加强对实际控制人的监管，健全内部合规与风险控制流程，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提升业务能力与效益。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控制举债规模，严格项目筛选，加强财务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防范输入型风险，统筹协调好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建立早期预警体系，高度重视国内外资本市场联动风险。加强金融监管能力建设，普及投资者、消费者教育。深入分析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管理政策措施。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坚决反对并妥善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与金融制裁，做好极端情况下的工作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