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有一些学者在议论这一话题。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应该要实行国内大循环战略，这似乎是对上世纪80年代国家计委研究员王建提出实施“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一种修正。我个人是比较反对这种提法的，我认为中国不具备实施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本钱。因为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和技术能力不足，不支持中国实行国内大循环战略。比如说中国70%多的原油要依靠进口，铁矿石的80%多要进口，70%以上的芯片自己不能生产、需要进口，农产品进口实际上也是在间接进口国外的土地资源。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去谋求国内大循环，既不合时宜，也不切实际的，只会产生收缩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并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后果。

 

对上述局限性，制定国家战略和政策的政府官员们，包括做企业的企业家，心里应该要十分清楚其中的利弊。从政府的角度看，依然要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维护一个友好且可预见的外部环境和必要的制度保障，这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职责之一。

 

眼前，在复杂严峻的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最主要的还是防止把中美争执演变成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之争或制度优劣之争，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虽然在和美国进行激烈的战略博弈和斗争，但是我们说话做事还是应该就事论事，还要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改善或恢复正常留有余地，毕竟中美关系坏下去对中美都是不利的，对全世界也是不利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如何推进实现“双循环”发展格局并取得积极效果，与应该如何准确理解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有密切关系。有的人说以国内循环为主主要是要扩大内需，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多依赖内需的支撑。我觉得有道理，但也不全部在理。因为在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中国一部分外需可能会因贸易环境恶化损失掉。在外需损失加大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增长不出现大的波动，当然毫无疑问要进一步扩大内需。

 

但我个人觉得中国扩大内需面临的根本问题主要还是在供给侧，而不真正在需求侧。我过去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内需并不是真的不足或疲软。我们过去总说内需不足或是消费需求不足，一般总是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进行国际比较，并以此证明中国内需比重太低，从而得出内需不足的论断。但这种比较有个重大缺陷，因为内需和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在GDP中的占比是此消彼长的，外需特别好的时候，内需的比重相对就会低，但这并不能说明内需增长就是不足的。

 

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部环境改善使中国出口在外资企业推动下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超高速增长，持续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那段时间中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者内需占GDP的比重，与别的国家比确实是偏低的，净出口占GDP的比例曾经接近过10%。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内需是不足的，因为如果用时间序列来看，中国在那段时间内需增长的速度与任何一个国家比都要快，只不过外需增长的速度更快而已。

 

我们再来看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关系时，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投资需求增长特别快的时候，消费在内需中的比例也会显得偏低。但用时间序列来衡量，消费在那一段时间的增速与任何一个国家比都是快于他们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用结构数据来看待需求结构的合理性问题，还要用时间序列的增速来看问题。

 

从2011年开始，中国消费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在逐步加大。其实，导致这一结果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国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相对增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已经慢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所以在GDP构成里，我们看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变大了，这是因为投资的增速下来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高的时候到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几，现在投资增速掉到只有6%左右，已经持续低于消费增速。

 

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把内循环为主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在需求侧大做文章，可能会产生问题。因为扩大内需如果想要扩大消费需求，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钱在老百姓口袋里，个人消费多少不是由政府说了算的。如果消费搞不上去，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只好拼命去搞投资。政府促进投资主要也只能影响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因为民营企业不会无原则响应政府的号召增加投资，如果收益不好不会增加投资。如果政府着力扩大投资，投资于城市基建或所谓新基建，在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卖地收入增速下降的条件下，只能靠扩大举债规模来推进，最后会导致中国的债务杠杆率不断提高，并可能跌入债务陷阱，也可以叫“扩大内需陷阱”。

 

作者为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本文为徐林在全联并购公会2020年年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