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意味深长

 

　　当前，中国经济一些关键指标正在陆续转正，这些“正”能量汇聚中国经济复苏的磅礴动能，使今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明年经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韩保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不是对立的。从分配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的发展。要实现这样的高质量发展，前提是要有一定的增长率。从目前形势看，明年经济恢复好于今年是肯定的，但由于明年经济增长仍存在变数，谋划好明年经济增长“托底”工作仍十分必要。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学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央提出明年要“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表明2021年中国经济具备了恢复到合理增长区间的条件，经济增长的确定性大为提高，这与2020年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因而2021年提出具体目标也是顺理成章的。

 

　　由于受基数影响，2021年同比的经济增长会呈现前高后低且大幅波动态势。如以同比指标设定目标的话，年度增速会明显高于正常水平，对此，孙学工建议，以季度增速指标设定目标，表述为“2021年各季度经济增速在5.5%以上”。也可考虑以环比年化增速设定增长目标，比如设定在6%左右，这与当前潜在增长水平基本相当。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央综合考虑内外部形势变化后作出的理性决定，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体现了引导各方将工作重点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意图。”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对本报记者说，受疫情影响，2020年经济增速与往年并不具有可比性，综合今明两年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增速平均在5%-5.5%，总体将处于合理区间。

 

　　“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不再停留在增速上，而是更加关注结构和质量，因此，淡化增长目标释放出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这是适应新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本报记者表示。

 

　　刘向东认为，中央强调“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意味着经济发展仍是首要任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确定合理的区间需要灵活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配合，既要防止经济出现过热的系统风险，也要防止经济达不到预期的合理区间，而拖累既定的经济目标实现。

 

　　未来5年经济有望实现5%以上平均增速

 

　　孙学工认为，“十四五”时期有必要设定具体的GDP增速目标，这有利于综合反映高质量发展的进展与成果，为高质量发展的评估考核提供依据；有利于有效引导市场预期，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有利于与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远景目标相衔接，确保基本实现现代化开好局起好步。

 

　　陈卫东指出，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转型升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推动疫后经济恢复的同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工作的重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隐含了对经济增速的要求，结合我国经济增长潜力看，预计未来5年经济有望实现5%以上的平均增速。

 

　　刘向东也认为，“十四五”时期，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仍需要设定一定的经济增速目标，作为锚定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参照系。

 

　　正确处理好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

 

　　“在对新发展阶段的认识下，处理好增长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变得比较明晰，即统筹多重目标要求使经济发展在保持一定增速的情况下追求质量和效益的提升。换句话说，在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刘向东指出，处理好两者的措施就是既要做好逆周期调节，同时做好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驱使经济增长围绕着潜在产出水平附近波动，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行稳致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可以重点关注如下动向：一是供给和需求在提升中保持动态响应与平衡。在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内大循环，关键在于打通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循环，建立正向反馈机制。避免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导致的供给需求之间响应机制钝化、反馈机制失灵等问题，警惕供给与需求之间负向反馈导致经济收缩的风险。二是抓好“六稳”“六保”之首的就业，保持就业数量较为充分，就业质量较为稳定。

 

　　韩保江也认为，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丝毫不能忽视规模和速度。只有在适度可靠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才能惠及全体人民。

 

　　平衡好今年、明年和后年的关系

 

　　韩保江指出，要平衡好今年、明年和后年的关系，关键是明年要有一个好的经济增长表现。因为，无论是消化今年留给明年的“发展成本”和超量化的政策压力，还是为后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厚植基础，2021年都必须重视“稳增长”，只有稳住经济增长，其他“六稳”“六保”的政策目标才能实现。

 

　　刘向东表示，由于疫情带来的扰动主要在今明两年，因此，在熨平经济波动方面，要两年整体来看，即两年时间的经济发展回归正常水平，这就意味着要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设计与调节相互配合和相辅相成，并由这两年正常过渡到2022年。要实现这一平衡，2021年的经济发展既要保持现有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同时更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实施好“十四五”规划建议的中长期任务，确保经济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为“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好局、迈好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预示着明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将会逐步回归正常化，并在后年进入正常操作。”刘向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