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

 

未来一段时期，特别是2021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疫情本身的发展趋势。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冠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但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2021年疫情控制取得有效进展。一是疫苗的投放使用；二是拜登政府上台，有利于美国疫情控制，也有利于国际抗疫合作。

 

总体来看，2021年新冠疫情仍将会持续，特别是2021年春季还存在进一步暴发的可能。同时，新冠疫情在2021年逐步得到控制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但是疫情会不会在2021年完全消失，仍然是个未知数。疫情越早得到有效控制，世界经济增速反弹就会越强劲；疫情越严重，世界经济恢复就越难实现。而且，只要疫情没有消失，世界经济就难以得到完全恢复。

 

（二）全球价值链的调整

 

2021年及未来几年，全球价值链将在两大因素作用下加速调整，其中一个因素是中美经贸摩擦，另一个因素是新冠疫情。

 

中美经贸冲突中加征关税和美对华高技术企业打压均引起全球价值链调整。加征关税带来的调整压力取决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尽快达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协议。美对华高技术企业的打压对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影响更为深远。若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企业进行持续打压，则中美之间在高技术领域的价值链将出现更大程度的分离，并引起全球价值链逐步分裂为两个体系甚至多个体系，而不是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新冠疫情使各国政府和依赖国际供应的企业均认识到外部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安全风险，供应链安全将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考虑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因素。安全因素将引起供应链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更加自给自足的供应，二是更加多元化的供应，三是更加伙伴化的供应。上述三个发展方向表明，考虑安全因素后，全球供应链中会有一部分向国家内部集中，但不会所有的全球供应链均成为国内供应链，全球供应链会因多元化和伙伴化供应关系的建立，继续在国际上扩张。

 

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将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生产与分工格局，也将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影响。

 

（三）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对外经济政策，破坏了稳定的多边经贸关系和多个区域及双边经贸关系，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以及世界经济增长均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仍会继续存在，但是关税战升级的风险下降。若中美能较快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甚至达成更广泛的开放型经贸协议，则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以及全球贸易投资均会受到积极影响，世界经济有望加速恢复。若中美之间迟迟达不成取消加征关税的协议，不仅中美贸易投资将继续受到抑制，全球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恢复也将需要更长时间。在与中国科技企业的竞争问题上，拜登政府是继续采取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和限制科技人员交流的方式，还是采取增强美国自身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企业竞争力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会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前者不利于全球技术创新和世界经济增长，后者有利于世界经济创新发展。

 

拜登政府若致力于回到多边体系和通过区域协定来调整贸易投资政策，将对稳定全球贸易体系有一定帮助，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可能受到积极影响。若拜登政府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采取一些排他性的安排，在国际经济规则调整中设置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优势的条款，则国际贸易投资活动仍将受到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将受到削弱。

 

（四）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

 

2020年世界各国共推出财政计划11.7万亿美元，超过全年世界GDP的12%。全球主要央行除迅速降息或者保持负利率和采取收益率曲线控制外，还实施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甚至采取无限量宽政策，约2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首次使用量化宽松。此外，央行直接对企业提供贷款、央行在一级市场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等过去不被使用的手段被纷纷启用。财政货币政策得到极限式使用。

 

2021年需要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但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将面临两大制约。一是财政能力的制约。2020年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各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2021年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债务受到的政治阻力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美国、欧盟和一些主权债务余额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二是货币政策空间的制约。除中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均已处于利率下限附近，几乎没有进一步降息的空间。量宽、直接给政府和企业提供资金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虽然看起来仍有空间，但若通货膨胀率上升较快，或对通胀率上升存在担忧，则会对其造成较大约束。

 

财政能力约束和货币政策空间约束会对2021年各国的财政货币扩张力度和扩张时机造成影响，并降低其救助和刺激经济的效果。

 

（五）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和大规模财政货币资金投放从三个方面极大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一是企业收入大幅度下降和企业债务大幅度扩张，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降低了银行和整个金融部门的资产质量。财政和货币救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能纾缓企业的财务风险，但一旦救助停止，或者疫情延续使得企业收入增长过慢，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就可能爆发，企业倒闭和破产潮还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

 

二是政府债务水平增长过快，主权债违约风险上升。特别是那些没有主权货币的重债欧元区国家，以及那些债务水平本来就高且再次快速上升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违约风险尤其大。一旦某个国家出现主权债违约事件或者出现主权债融资难的事件，金融市场对主权债的信心就会受到较大冲击。这种情况既会造成金融市场动荡，也会制约各国进一步刺激经济的财政能力。

 

三是股市繁荣的实体经济基础不牢，股市下行风险较大。美国股市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股市的市盈率均在2020年出现了快速上升，反映了股价表现和实体经济表现之间的严重背离。2001年和2007年美国股市崩溃前，市盈率均出现短时期内的急剧上升，说明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股市繁荣是存在较大风险的。2021年实体经济会有所好转，这对股市稳定来说是有利的。但企业债务风险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可能降低，企业财务不可持续的风险可能爆发，这些不稳定因素有可能造成股市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