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不仅为中国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同时也是维护中国经济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未来国企改革应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发挥国有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稳定作用；提升国有企业运行效率，加强国有企业的“顶梁柱”作用；加强国企民企合作，强化国有企业的“压舱石”作用；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力，加强国有企业创新外溢。

 

　　首先，国有企业的经济地位。

 

　　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和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提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许多国有企业在经济体量和技术质量上具有明显优势，有着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当前，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各地国有企业带头复工复产，向其他市场主体传达积极信号，最大程度地给予民营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从而发挥了国民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其次，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

 

　　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改革。总结来看，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2年的“放权让利”和承包责任制改革；第二阶段是1993-2003年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抓大放小”引入竞争淘汰机制，提升国有企业的市场效率；第三阶段是2003-2012年的国有资本管理和深化产权制度改革，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的成立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化阶段；第四阶段为2013年以来的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涉及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改革。从扩大自主权、厂长负责制、内部经营承包制，到实行公司制股份制，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度不断提升，经营效率大为改善。

 

　　最后，国有企业的宏观调控机制。

 

　　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外溢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首先，国有企业在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从事了更多的基础性研究，是创新溢出的“净输出方”，而民营企业为创新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次，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提供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等政治目标。国有经济投资具有波动性小、逆周期性等特征，而非国有经济投资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即国有经济投资发挥了稳定宏观经济的功能。考虑国有企业的经济外部性和社会服务供给后，国有企业的宏观效率处于较高水平。

 

　　国有企业的逆周期调节效应不仅体现在自身经营的稳定性上，也表现在对其他经营主体的外部性影响上。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有企业通过多种途径帮扶中小企业，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一方面，国有企业积极减免中小企业租金，帮助其快速回笼资金，保障企业的现金流和投资流。另一方面，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建立了“一对一”“一对多”帮扶机制，在产业链合作方面给予上下游企业很大的支持，帮助其应对负外部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