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循环有深刻论述，构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从资本运动的视角来研究经济循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目的在于阐释资本积累的规律和资本扩张的本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他指出: “资本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最后在终结阶段，它回到总过程开始时它原有的形式。因此， 这个总过程是循环过程”以资本为载体展开的循环过程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阶段性是指“循环本身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经过购、产、销三个阶段，分别形成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资本形态，这三种资本形态

 

要在“空间上并存”，才能保证循环能够连续进行，因而也需要“在时间上继起”，即“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马克思在研究单个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的基础上，又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从中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循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循环的论述与中国经济特殊国情与发展阶段的实践结合，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具有现实主动性、必然性的战略抉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我国经济能够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启动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一阶段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世界市场，对外经济循环的强度、密度及其对内循环的主导性和带动性都持续增强，我国经济是以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发展。外循环的持续发展让中国经济的产业、要素和市场全面对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球金融资本市场以及全球规则体系，深刻地影响和提升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水平，使中国能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自 21 世纪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外依存度持续增长，在 2006 年达到峰值 67%，表明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使国际收支失衡和面临的外部压力持续增加。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传统意义上的“三驾马车”之出口需求已经不可持续，加速了中国经济循环结构调整的进程。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 2007 年的 9.9%降至现在的不到 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 7 个年份超过 100%。正是坚持问题思维、问题导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箭在弦上、势属必然。由此，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党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以往发展战略的整合提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第一，这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要求发展转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关口，我们要主动适应变化，努力攻坚克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第二，这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必须顺势而为调整经济发展路径，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增强韧性，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第三，这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内在要求。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带动外循环。必须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使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充分发挥。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