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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物资反通胀——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探索

人民日报 / 2021-06-22 15:00:58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随着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瓦解,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为挽救颓势,日本侵略军向正面战场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无力应付这一局面,本应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对敌、共克时艰,却反其道而行,准备展开第三次反共高潮。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战,增强了抵御敌人大规模进攻的能力,逐渐掌握战争主动权。尤其是经过大生产运动,生产自给能力不断增强,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基于此,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一方面,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调动军队积极应对;另一方面,投放大量生产资金,增加货物贸易,囤积必需物资,做好充足后方保障。然而,严酷的战时环境与根据地应对经济封锁措施等复杂因素相互交织,导致根据地一度出现经济过热。
 
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43年边币发行量增加13倍,下半年出现物价猛涨现象,以及一系列贸易、金融和财政问题,给边区人民生活造成较大困难。如何摆脱通胀,保证百姓正常生活,成为我党必须尽快破解的重大难题。
 
统一贸易预测商情,创造主动贸易环境
 
陕甘宁边区物价猛涨,从贸易角度而言,主要是一些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物资急缺,比如棉花、布匹和粮食。要想换取这些物资,主要依靠食盐。国民党顽固派却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同时千方百计阻止边区食盐出口。在严密封锁状态下,边区对外贸易出现了进口货贵、出口货便宜的严重不等价交换现象,而且存在进口大于出口的入超。
 
经过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主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负责人陈云认为,军事封锁和进出口入超,都是被动的贸易环境所致,必须争取主动、占领先机。他提出了实行贸易统一、事先准确估计市场商情、等价交换应以物物交换的比例计算、及时提高土产出口价格、不能不计成本购买“呆货”等多项详尽具体的措施。这些部署及时有力,边区进口棉花布匹、出口食盐等被动状态得以有效扭转。
 
以棉花进口为例,按照部署,为阻止商人走私和抬价,财政厅、建设厅开始统一收购棉花。无论公私商店,凡是购棉者都必须向建设厅报名,不得直接在民间收购。到了9、10月间,关中平原新棉花上市时,边区把棉花价格调整到超出国民党区棉价一倍多,调动了民间商人向边区售棉的积极性,也驱动了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卖棉赚钱的欲望,形成了“高价招远客”效应。如此一来,边区在两个月内争取到进口优质新棉花百万余斤,为发展纺织业、满足衣被需求预备了充足原料,打了收购棉花大胜仗。
 
通过统一步调、及时研判商情并强调运用市场商品流通规律办事,边区在进出口价格上逐渐实现了有利等价交换,1944年出超19亿元边币,完全扭转了被动局面。
 
发行商业流通券,努力稳定金融预期
 
金融状况同贸易状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边区出现物价大幅波动与货币发行量变化息息相关。
 
1941年边币刚开始发行时,边区银行采取慎重的发行方针,限制边币发行总量,放款主要向生产倾斜,既避免过量发行造成金融波动,又避免不发行带来的资金短缺。到了1943年,边区银行一度划归边区政府财政厅领导,边区政府将银行当成财政出纳,引起边币过量发行。通过深入总结这次教训,陈云肯定1941年发行边币的做法是正确的,认定陕甘宁边区银行属于企业性质,不可以成为财政出纳。
 
随后,陈云又发现,边币对法币比值太低,对于扩大边币流通量、稳定金融有不利影响。经过反复比较二者比值,陈云提出要将比价提至1∶1,同时要使市面金融不停顿,就必须用一种“偷梁换柱”的办法,发行一种新票子。不过,这在政治方面会有不良影响。
 
经过再三考虑,陈云提出可否考虑由盐业公司发一种流通券,代替新票子。
 
陈云等人认为,这种流通券定价应与法币保持1∶1,与边币比价则固定于1∶9并使其在边区流通。在将边币逐渐收回到预想程度时,就可以把边币、法币比价提升为1∶1,然后再停止流通券发行,以边币收回流通券。这样一来,市面金融可不受影响,又达到了驱逐法币的目的。
 
这一办法提交西北局讨论后,在1944年5月23日召开的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上通过。7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授权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此券票面50元,可与边币互相兑换并作为特别放款投放于贸易中,大大稳定边币与法币比价。
 
由于正确认识和对待边币发行量、边币法币关系等问题,陕甘宁边区稳扎稳打,通过排挤法币换回大量物资,提高了边币币值,实现财政不再从银行透支的目标。银行发行准备金达到90%以上,物价实现了一年上涨两三倍的相对稳定状态,达到预期局面。
 
化解“小公”“大公”矛盾,平衡边区财政收支
 
财经工作错综复杂,各种因素相互交织。贸易困难、金融波动等问题也会对根据地财政产生重要影响。
 
大生产运动以来,陕甘宁边区一直实行财政供给和生产自给相互结合的财政体制。1943年,生产自给获得不小发展,各机关、部队和学校有了“小公”架子,但对于集中领导和统一计划安排有所忽视,出现了严重浪费现象。作为边区政府财政的“大公”家底薄弱,还没有摆脱依靠发票子弥补赤字的状态。处理好“小公”和“大公”关系,进一步做好财政平衡,成为亟待化解的重要矛盾。
 
经过研究,陈云等人认为,解决矛盾的办法不一定要靠银行发票子,而是开源节流。开源是指发展生产、整顿税收;节流是指消灭浪费、节省开支。“一方面靠自己动手,一方面靠税收。因此,要求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从财经办事处起,眼睛要看税收和节约。”
 
陈云还指出,管理财经的领导机关要站在各机关“小公”的地位,当好总务处长;各机关“小公”负责人也要站在财经办事处主任、财政厅厅长的角度看问题,通过换位思考,引导大家形成“小公”服从“大公”,眼前服从长远、局部服从全局的统一认识。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边区财政工作克服了一些单位存在的浪费人力、物力现象,逐步建立起“大公”家底。1944年,边区财政收支基本达到平衡。到了1945年,解放区军民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边区大批干部、部队出发开赴前线,尽管财政支出急剧增加,但延安大小家当都已经建立起来。当时,财政储蓄足够使用一年,各单位也都有储蓄,解决了广大干部出发开辟新解放区的路费、服装、马匹等开支,而且为边区人民留下一些家底。
 
历史细节内蕴乾坤。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斗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不仅体现在血雨腥风、英勇杀敌的疆场上,而且融入与百姓鱼水情深的党群关系之中。重温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探索,我们深切感受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发展思想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强大的内在生命力。以今日视角观察,这一思想既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由此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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