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合经济增长和宏观周期现象进行研究时，人们常常会发现，在遭遇诸如经济危机和衰退等周期性冲击之后，经济增长结构性变化因素所决定的长期趋势可能会提前到来，从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常态。也就是说，一个时期的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既有其相对稳定性和韧性，也与此前发生过的各种周期性冲击性后果有关。（Cerra et al., 2020）世界经济在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全球进入人口老龄化加深的阶段，一些发达国家还需要消化应对危机措施不力的后果，因而整体上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表现为低通货膨胀、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长和高负债特征。另一种刻画方法是，把金融危机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的世界经济概括为四个“D”，分别为人口减少（depopulation）、生产率下滑（declining productivity）、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和负债增加（debt）（Sharma, 2022）。

 

由长期停滞和四“D”增长形态所表征的世界经济基本态势，一直持续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关于疫情之后的世界经济，上述两种观点的代表性经济学家，基本上都认为疫情前的那种趋势仍将延续，甚至更低的潜在增长率将使低增长常态化。然而，在认识到这种趋势可能长期延续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现实中也已经或者即将显现出一些崭新的特点。

 

其中一个新特点表现为世界和各国疫情后经济复苏的K字形轨迹。这个大写字母的剪刀差形状，形象地刻画出复苏的不平衡甚至霄壤之别，既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的穷人与富人之间，更突出表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复苏不同步。以美国为例。一方面，在应对疫情大流行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刺激计划，特别是对家庭予以慷慨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消费稳定。另一方面，由于疫情防控不力、供应链断裂、贸易战、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劳动参与率下降等因素，使得供给侧复苏乏力。这种供需两侧不对称现象不仅推高通货膨胀，也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加息和缩表等收缩性措施难以抑制消费，只能进一步打击供给。由此一例可见，对疫情后的世界经济来说，长期停滞很可能仍是常态性的挑战，而滞胀将是一段时间内的当务之急。

 

可以预见的是，疫情过后以及俄乌冲突之后，贸易摩擦、供应链脱钩和技术脱钩等趋势不会有丝毫式微。在危机之中实际出现的供应链断裂，以及导致的供给不足、物流和运输不畅，以及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经历，无疑使一些国家对全球化产生防范之心，经济政策也将立足于内顾。出于地缘政治考虑甚至新冷战思维，无论是以占据科技制高点、提升国家竞争力、保障供应链安全为理由，还是明火执仗地实施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措施，逆全球化趋势都将继续乃至加深和加速。总体来说，对于开放发展的中国来说，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外部环境是错综复杂甚至险峻的。

 

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蔡昉